Quantcast
Channel: 何志钧*金石其心芝兰其室
Viewing all 244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转载]我国新时代下乡村旅游的十大新业态

$
0
0

乡村旅游,是中国旅游发展新热点,是最具潜力与活力的旅游板块之一。截止2014年底,我国共有农家乐200万家,乡村旅游重点村有10.6万个,全年接待乡村旅游游客近12亿人次,乡村旅游每人次平均消费266元,旅游收入达到3200亿元,3300万农民直接受惠。


一、新时代下的中国乡村旅游

当前,乡村旅游发展的总趋势是:乡村旅游已超越农家乐形式,向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转变;个性化休闲时代到来,乡村旅游产品进入创意化、精致化发展新阶段。




乡村旅游出现了以下特点:

(1)乡村旅游的全域化、特色化、精品化

许多地方往往共同规划、协调发展,以全村、全镇、全县范围来做乡村旅游。在推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为避免同质化竞争、取得差异化优势,各个村镇实行诸如“一村一品”“一户一业态”的差异化发展策略,深挖潜力,精心设计,打造精品,使乡村旅游呈现出特色化、精品化的特点。

(2)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

四川成都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先行者,“五朵金花”是其代表。现在乡村旅游很快,走在前列的有诸如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等。江苏省出现了一系列的乡村旅游新业态。山东省扶持力度很大,每一个县都做乡村旅游规划,省政府给予每县乡村旅游规划资金支持,另外,市县级政府还要追加支持经费。浙江省面对较多的境内外高消费客源,发展出了像裸心谷这样的高端乡村旅游产品。北京市郊区,近年来乡村旅游发展也很快,出现了很多新业态,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势头。

(3)从乡村旅游到乡村生活的新理念

一部分游客到乡村已不再是单纯的旅游,而是被乡村的环境所吸引,在当地较长时间地生活和居住,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北京等大都市,也出现在包括如河南这样的省份。部分退休的年长人士,不愿意长期住在城市,一年中往往有数月栖居于乡间。他们认为乡村的生态环境好,能更好地亲近自然和享受有机生态食品。河南有的农场已针对这种需求进行规划。从乡村旅游发展到乡村生活,国外典型的国家之一是日本。日本的退休人士和一些在城市工作的人士,他们一年中有较长一段时间居住在乡村。

从乡村旅游到乡村生活,这是一大发展新趋势。因此我们有必要更新我们对乡村及乡村旅游的认识:第一,重新认识乡村,全面认识乡村在生态上、文化上、生活方式上的特色和优势;第二,要复兴乡村,乡村现在面临着一个复兴的问题。从事乡村规划建设的人,应该有一种复兴乡村的使命。

 

二、中国乡村旅游的十大新业态

 


 

1、国家农业公园

 

国家农业公园,是农业--乡村旅游的高端形态,是中国乡村休闲和农业观光的升级版。它可以是一个县、市或者多个园区相结合的区域,也可以是单独的一个大型园区,应该具备农业资源代表性突出的特点,通常须要包括传统农耕文化展示区、现代农业生产区、民风民俗体验区三大基本组成区域。它是集农业生产、农业旅游、农产品消费为一体,以解决三农问题为目标的现代新型农业旅游区。


(1)山东省苍山兰陵国家农业公园——中国首个国家农业公园



总面积62万亩,其中核心区2万亩,示范区10万亩,辐射区50万亩。兰陵国家农业公园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被评为2014年全国十佳休闲农庄。整个项目分为十个功能区:农耕文化区、科技成果展示区、现代农业示范区、花卉苗木展示区、现代种苗培育推广区、农耕采摘体验区、水产养殖示范区、微滴灌溉示范区、民风民俗体验区、休闲养生度假区、商贸服务区等。

(2)河南省中牟国家农业公园

占地7073亩,主要规划建设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园、优质水产养殖示范区、农业文化创意园、花卉高新科技示范园、精品果蔬示范园、综合管理服务区6个功能分区。

 


 

2、休闲农场/休闲牧场

 


休闲农场是指依托生态田园般的自然乡村环境,有一定的边界范围,以当地特色大农业资源为基础,向城市居民提供安全健康的农产品和满足都市人群对品质乡村生活方式的参与体验式消费需求,集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养生度假、休闲体验、科普教育等功能为一体,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现代农业创新经营体制和新型农业旅游产业综合体。

(1)台湾休闲农场

台湾旅游以其民宿及休闲农场颇具知名度,代表性的牧场包括香格里拉休闲农场、垦丁牧场、飞牛牧场、初鹿牧场、天马牧场等。在运作模式上,除了传统的滑沙、滑草、骑马、放牧等活动及贩售的牛奶、牛肉制品,在牧场内容布置上更类似一处别致的动物园或植物园,一般会精心配有大量极具观赏价值及当地特色的物种供游客观赏,如天马牧场的羊驼、飞牛牧场的蝴蝶等,为牧场增添了特殊的韵味。



(2)美国黑莓牧场

田纳西州大烟山下,是美国第一乡村度假旅游区。黑莓牧场有果林、菜园、牧场、豪华乡村酒店、乡村别墅、马术,以及全美最好的农庄SPA。2010年被食品网评为"美国十大旅游目的地",曾被评为世界服务第一、餐饮第一。




 

3、乡村营地/运动公园/乡村公园

 


乡村营地当前正与国际积极接轨,迎接需求旺盛的自驾游客群。野营地旅游是国际非常流行的一种旅行方式。

(1)成都都江堰因地哥自驾游营地(中法合作)

高标准、高规格、生态环保的具国际标准的示范营地。



(2)北京丰台区“桃花深处”汽车营地

拥有房车区、帐篷区、木屋区、野餐区、休闲健身区五大功能分区,引入国际房车露营协会五星标准。


(3)河南汝阳大虎岭户外运动基地

该乡村户外运动基地,可以进行越野汽车、摩托车、山地自行车、跑马、射箭、滑翔、滑草、徒步穿越、拓展、CS野战等多种户外活动,拥有摩托车全国超级越野公共赛基地和WRC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基地。



 

 

4、乡村庄园/酒店/会所

 

乡村庄园和乡村酒店在国外兴起较早。英国典型的乡村庄园,以田园诗般的城堡和村落著称。法国的香草庄园主要分布在地中海沿岸,因芳香浪漫而闻名世界。


乡村庄园是以养生度假生活为突出特点的高端旅游业态,未来度假庄园可以成为引领乡村旅游升级发展的重要产品。乡村庄园将是代表中国农村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庄园人生,是都市居民的追求。



(1)张裕爱斐堡酒庄

(2)蓝莓庄园——蓝调庄园

(3)香草庄园——上海青浦寻梦园

(4)重庆金佛山中草药庄园——中草药养生园、养生会所、艺术庄园、温泉庄园、养老庄园、企业庄园

(5)山里寒舍乡村度假酒店

(6)北京金山岭唐乡乡村酒店

(7)广东梅县“雁南飞”围龙大酒店、围龙食府

(8)泰国清迈四季酒店——世界十大奢华酒店之一

 

5、乡村博物馆/艺术村

 

乡村博物馆:选定古民居、古村落、古街巷,进行保留、保护和维修利用,建成综合性、活态化的乡村博物馆。


乡村博物馆应做好保护和活化乡村历史文化,包括风情文化、建筑园林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饮食文化、茶酒文化、婚庆寿庆文化、耕读文化、节庆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作坊文化、中医文化等。


艺术村:为艺术家创作研究提供时间、空间支持,让艺术家进入一个充满鼓励和友谊的环境。在国外乡村艺术村很普遍,国内须大力发展。

(1)罗马尼亚海勒斯特勒乌公园乡村博物馆

一座介绍罗马尼亚农村建筑艺术、民间艺术和农民生活习俗的露天博物馆,是一个占地10公顷的大花园,展厅就是散布在其中40个院落中的66座乡村建筑。这些建筑包括房舍、教堂和作坊等,均是上世纪30年代从罗马尼亚各地农村搬迁过来的。乡村博物馆不仅是参观游览的好地方,也是民间歌舞演出和手工艺表演的好场所。博物馆每年都举办民间歌舞比赛和手工艺品制作比赛。



(2)贵州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

亚洲第一座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由中国和挪威合作建设,面积120平方公里,12个自然村寨,总人口5000余人。


此外,还有山西许村国际艺术公社、浙江松阳沿坑岭头画家村、纽约格林尼治村、法国圣保罗艺术村等。



 

 

6、市民农园

 

市民农园,又称社区支持农园,是指由农民提供耕地,农民帮助种植管理,由城市市民出资认购并参与耕作,其收获的产品为市民所有,期间体验享受农业劳动过程乐趣的一种生产经营形式和乡村旅游形式。


周末农夫,是指居住在城市的白领来到农村租用农民的耕地,在田地里面种植自己喜欢的蔬菜,这些蔬菜平时主要由农夫照顾,社区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去自己的田里浇水、施肥、收获成果。

(1)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

占地230亩,在北京西郊凤凰岭山脚下。


(2)日本仙台园艺中心

占地600亩,其中市民农园50亩,分为399块市民体验田,每块约25平方米,每年租金1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700多元),供不应求,需要摇号获取。


目前国际上,市民农园、田间园艺流行,大有超过高尔夫的趋势。

 

7、高科技农园/教育农园

 

高科技农园,立足农业优势产业,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突出科技引领和示范带动,引进科技化和智能化项目,发展高科技农业。英国伊甸园是高科技农园的代表。


教育农园,指经营者利用农业与农村资源,作为校外大自然教室,提供人们接近自然生态,参与农耕过程,体验农村生活,让人们实质地接触与了解农业生产、农村文化与生活,并经供求双方的互动互补,带动产业与教育发展的农业经营型态。

(1)上海崇明三岛现代农业园

(2)深圳太空作物园


8、乡村民宿

 

利用自用的住宅空闲房间,结合当地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提供游客以住宿之处。不同于传统的饭店旅馆,可以没有豪华设施,但要让人体验当地的风情和民宿主人的热情。民宿发源于英国,后在台湾、日本发展迅速。现台湾民宿向精致化、豪华化、高价化、高服务化演进。民宿以特色和服务闻名,在设计上强调舒适、精致、创意、文化艺术,风格多样。


民宿的类型,主要有农园民宿、传统建筑民宿、景观民宿、海景民宿、艺术文化民宿、运动民宿、乡村别墅、木屋别墅。


9、洋家乐

洋家乐意指外国人办的农家乐。洋家乐崇尚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并坚持低碳环保理念。这些高端洋气的农家乐,受到了大量外国友人和都市白领的青睐。

莫干山裸心谷

近年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麓,由部分外籍人士创办的低碳旅游新业态——“洋家乐”正渐成风尚。


裸心谷位于浙江省莫干山,项目占地400亩,建筑用地20亩,坐落于私人山谷之中,四周环绕着大型水库、翠竹、茶林以及小村庄。其设有121间客房,分布于独栋树顶别墅及夯土小屋之中。裸心谷已成为获得LEED白金级可持续发展证书的度假村。


在裸心谷,有各种亲近自然的活动——徒步、山地自行车、骑马、射箭、露天泳池、露天剧场等,而城市中司空见惯的娱乐活动一概不要。

10、文化创意农园

 

文化创意农园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创意为中心,融合了文化教育、科技与创意产业的时尚农业园区。

(1)英国伊甸园——农业高科技

(2)蓝调庄园:花卉+婚庆产业

(3)广西北海田园生态农业园:苗木+休闲娱乐

(4)泰国清迈:林业+林中游乐——树屋、木屋、林中吊桥、绳索、帐篷露营地

(5)北京通州南瓜园:创意瓜果园

(6)浙江丽水农家乐综合体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山东文学》热点话题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新境遇与新问题

$
0
0
《山东文学》热点话题:
何志钧:《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新境遇与新问题》,《山东文学》2015年10期71-73页
刘亚斌:《世俗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新发展》,《山东文学》2015年10期74-76页
周晓燕:《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新生长点——以手机媒介的研究为例》,《山东文学》2015年10期77-78页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转载]《琅琊榜》中梅长苏系史上何方神圣?

$
0
0

《琅琊榜》中梅长苏系史上何方神圣?

2015年10月14日 11:18:52来源: 广州日报

  《琅琊榜》海报(资料图片)

  陶弘景(资料图片)

  李泌(资料图片)

  梅长苏(资料图片)

  架空历史剧近来很红火,例如前几年的《甄嬛传》,今年的《琅琊榜》,此类剧真正是纯属虚构,无其事,无其人,却隐隐约约让人感觉到个中道出的人情世故和故事模式,总和历史上某段时期能套得上,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此,《甄嬛传》原书本来没有具体所指是哪位皇帝和王爷,但电视剧里设置成雍正和果郡爷,倒也妥帖。

  对于最近流行的《琅琊榜》,不少人有疑问,它到底说的是哪段时期的历史?大梁皇帝是谁?梅长苏是史上何方神圣?我们虽然没法完完全全对号入座,但是也能模模糊糊说个一二,不妨一起来分析分析。

  历史背景或是南梁王朝

  梅长苏身上有

  陶弘景的影子

  电视剧《琅琊榜》里一口一个大梁王朝,史上有名的梁朝有两个:一是南北朝时期南方的梁朝,由萧衍建立;一是五代十国时期统治北方的梁朝,由朱温建立。电视剧里的大梁皇帝叫萧选,且其地域也是在江东南方一带,那么这个倒是可以打包票,一定是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梁朝。南北朝时期的南方,自东晋之后,分为四个朝代:宋、齐、梁、陈。这里的宋朝并非赵匡胤建立的宋朝,而是刘裕建立的宋朝,因此有些人为了将其与后来的赵宋分别开来,喜欢称其为刘宋。

  而南齐和南梁的皇帝都姓萧,南齐由萧道成建立,南梁由萧衍建立。《三字经》里写得好,“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十二个字把这段政权变革总结得很清晰。古人所云“六朝如梦鸟空啼”,这六朝即是指江东六朝,三国时期的东吴和东晋及宋、齐、梁、陈。这六个政权都建立在江东,也就是江左。

  说到这儿,大家可能疑惑,电视剧里说什么“江左梅郎”,江左不是梅长苏的地盘吗?其实,作者很可能故意借用江左这个概念,将其戏剧化、江湖化,真正的江左或者江东,范围很大,是指长江以东地区,即皖南、苏南、浙江、上海、赣东北一大块,面积好几十万平方公里,在电视剧里,却好似黄药师的桃花岛,古龙笔下的恶人谷,只是一处江湖地盘,极其神秘,谁不打招呼闯进去,就直接被武林高手丢水里头去。这真是误会了,但作为戏剧这样处理,也未尝不可。

  说到梅长苏,这人身份古怪,以客卿的身份在梁朝皇室和大臣之间周旋,为皇室子弟出谋划策,连皇帝皇后和郡主也对他言听计从,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有可能存在吗?

  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不是普遍存在,但个案还是有的。至于具体人物,这里有两个备选答案:一是南朝的道家人物陶弘景;一是唐朝的布衣宰相李泌。根据时代背景而言,陶弘景的可能性大。当然,并不是说梅长苏的原型就是陶弘景,而是说梅长苏身上有陶弘景的影子。陶弘景这个真实历史人物的存在,为梅长苏这个角色的出现,奠定了合理的基础,让这个角色不会太荒诞。

  先看这两人的身份。梅长苏虽然说是将门之后,但他出现在大家眼前时,只是一个江湖人物,麒麟才子,以平民的身份介入宫廷斗争,乃至军国大事……具体剧情,这里就不重复了,而在真正的历史上,陶弘景基本上扮演了这种角色。南朝的陶弘景,中年以后,在朝廷是没有什么具体职位的,一直隐居在茅山当道士,每天基本上干的是健身捐步的事,要不就是守着炉子提炼丹药和草药,或是写写诗,看看风景,朝廷军政大事看上去和他似乎没有半毛钱关系,然而实情并不是表面上这样的。

  据《南史》记载,金陵城里的梁武帝很惦记这位仁兄,不是惦记着喝酒,而是惦记着国家大事,隔三差五地要将军政经济大事送到茅山去,递到陶弘景的邮箱里,等参考意见,甚至亲自前往,“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陶弘景因此被誉为“山中宰相”,这个角色倒是和梅长苏能重叠。

  再说颜值,《琅琊榜》里的梅长苏非常帅,玉树临风,这个确实有点魏晋南北朝的味道,那是个美男子扎堆出现的时代,美男子的代言人潘安就是魏晋时代的。陶弘景恰好也是颜值很高的男子,看《梁书》的记录,陶弘景长成这样:“身长七尺四寸,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耳。”把这个外貌描写移到梅长苏身上去,半点也不唐突。

  接下来,还要比一比才艺,麒麟才子梅长苏除了武艺,样样都精通,基本上全面发展,不然怎么上流行指标“琅琊榜”呢?陶弘景恰好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天文地理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如果暂时有哪一点不通,他会很惭愧,明确表示压力很大,“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至于还有哪些他所不知道的知识,当时的人们水平太low,没法指出来。他也算是著作等身,从养生到炼丹、医药学、音乐、历法都有专著,而且还有武器设备方面的专著《古今刀剑录》——这部书透露出一个重大历史信息,关羽不是使青龙偃月刀的,而是使双刀的。陶弘景还有一点胜过梅长苏,那就是人家是精通武学的,史书记载他“便马善射”。甚至“梁朝”这个名称的专利权也应该是他的,萧衍建立新的王朝前向他问主意,他说就叫梁朝吧,于是史上有了梁朝。

  当然,说这么多,不是强调梅长苏就是陶弘景,而是强调一个信息:架空历史不等于踏空历史,相关人物的出现还是要有历史基础的。人物可以虚构,事件可以虚构,情理却不可虚构。

  品评人物

  “琅琊榜”的威力有多大?

  剧中的太子、誉王等人是从“琅琊榜”知道麒麟才子、江左梅郎的,这个榜单威力强大,上榜的人物基本上就是朝廷追逐的贤才,是大人物们绞尽脑汁都要笼络的俊杰。然而,“琅琊榜”分明就是一个民间流行榜,在那个时代,一个民间组织公布的名单,其影响力能上升到惊动朝廷的高度吗?

  当然,不可能真的有那么一张纸质榜单,每年张贴在大街小巷,公布社会上的贤才排名,然后朝廷根据这张纸来确定人力资源政策。然而,这样的纸质榜单没有,但口碑上确实有,而且对人才的发展,对朝廷官府用人确实有很大影响。本版曾经讲过,当年的曹操,为了求个好口碑,不惜到处求人找高手,其中一个叫许卲的前辈,为他定性为能臣和奸雄,于是曹操以后的发展道路就朝这个评价的方向延伸。许卲每个月都要公布对于天下贤才的评价,从朝廷到地方,每个月都等他公布分数和评语,被称为“月旦评”。许卲虽然不是民间人士,但他所公布的这份榜单,也不具备官方效力,纯粹属私人行为。这个史事为“琅琊榜”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从东汉到东晋,到南朝,这份口头上的“琅琊榜”一直没有中断过,《世说新语》里有大量记载,例如“赏誉”、“品藻”,就是一份“琅琊榜”大集。竹林七贤之一的山巨源,为什么能得到重用?就和王戎评价他如“璞玉浑金”有一定关系。

  架空历史小说

  非网络时代产物

  古代已经有先例

  千万别以为架空历史小说是网络时代的产物,这玩意古已有之,尤其是明末和清朝,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尤其集中在三国史。明朝有戏曲名为《南阳乐》,讲的是诸葛亮穰星成功,延长寿命,于是活捉司马懿,生擒孙权,统一三国,然后归隐隆中,真是虚构得不亦乐乎,大快人心。

  再有续写三国志的,将刘渊虚构成刘备的后代,带领诸葛亮、关羽、张飞和姜维的后代再次恢复汉朝,将史上刘渊建立的汉塑造成蜀汉的延伸。这些还是不出名的作品,其实像《精忠岳飞传》的下半部,也完全是架空的,描述岳飞的后代岳雷带领岳家军捣破黄龙府,活捉并气死金兀术,皆大欢喜结束全书。再深究下去,《红楼梦》架空的味道也很浓,书中不交代朝代和时代,人物故事都是虚构的,然而,在阅读过程中,那种浓浓的明清气息扑面而来,它的架空是有历史基础的。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转载]中国国际文化贸易交流大会数字文化交流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

$
0
0

         第十届深圳文博会举办“数字文化交流会”,来自法国、埃及、德国等国家的文化传媒界专家、学者于516日齐聚深圳会展中心,探讨在新的媒体环境中传统文化如何发扬光大、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等热点问题。

德国欧中交流中心国际战略研究所主任、德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欧洲时区传媒集团董事长刘雨雄作了“文化贸易与文化传播:网络新丝绸之路”的演讲;清华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新华网文化频道总经理李昶作了“新媒体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演讲,他认为,如何用新媒体来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是当下值得研究的课题,希望更多人能以微电影的方式创造出有时代精神的作品,这也是新的数字媒体应当承担的责任;照亮非洲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光荣缅甸通信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世民作了“文化,走向世界的中国原动力”的演讲;阿拉伯出版商协会中国总代表,埃及智慧宫文化投资公司总裁艾哈迈德·白鑫作了“中阿文化贸易的成就、问题与未来”的演讲;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法方院长、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法方院长Michel Grenié(梅山乐)作了“中法文化传播交流和文化贸易”的演讲;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处商务专员Jericho Li(李文诗)作了“中美文化贸易的得与失,今天与未来”的演讲;深圳市朋友商贸有限公司“优益生活”品牌总监崔嵘巍作了“微电影——数字化品牌营销新模式”的演讲;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动画产业研究所所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卡通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苏峰作了“大动漫时代,中国动漫产业走出去的路径与策略”的演讲;《花样盛年》杂志社主编王丽君作了“传统媒体如何应对数字化”的演讲;《中国文化贸易与重点出口企业报告数字音乐报告》的负责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佟雪娜作了“国际交互视野下的数字音乐产业”的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教授做了大会总结发言。

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薛永武教授主持了大会。会后,薛永武教授应新华网文化频道总经理李昶的邀请,接受了新华网记者关于文化产业等问题的专访。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转载]C&S Dialogue with W. Lance Bennett

$
0
0

应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邀请,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兰斯·班尼特教授的学术对谈

(邱林川、史安斌)

中文翻译版请查阅http://www.cschinese.com/

 

C&S Dialogue with W. Lance Bennett

 

LB: W. Lance Bennett

QS: Jack Linchuan Qiu & Anbin Shi

 

 

QS: Trained a political scientist, how did you travel to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Why do you find this intellectual terrain interesting, especially -- given your highly influential work over the past decades, starting from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1983, 5th editio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2005) -- the interjunctures between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and more recently between social movements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as shown in your award-winning article with Dr. Segerberg?

 

LB: From my early days I was interested in language, symbolism and ideologies. It seemed to me that politics involves powerful language, symbolism and rituals that motivate people to follow leaders, make sacrifices and take other actions. As a young scholar I was impressed with works i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articularly scholars such as Durkheim, Weber, Marvin Harris and Victor Turner. People in societies create meaning beyond the individual and beyond local life. How this process works has always been fascinating to me.

 

However, there were not many scholars in political science who were interested in these topics. Fortunately I was able to work with Murray Edelman whose book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was for me a classic. Also, my Ph.D. supervisor Robert Lane helped me understand how ideology worked in everyday life for ordinary people. And during my studies I was inspired by an earlier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scientists, including Harold Lasswell, who explaine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personality and the great symbols of politics.

 

When I finished my graduate studies, I wanted to contribute to these traditions, but at the time, political science was not open to such big topics. The field was dominated by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small questions. I noticed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asking the kinds of questions I wanted to explore were moving into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I was able to publish early work on political ritual, the importance of storytelling in political processes, and the book on the news.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was based on a paradox I saw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journalism and politics.  I noticed that despite proclaiming itself the world’s freest press system, the daily news in America was mostly filled with w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told journalists. I wondered why a free press so often reported what the government said. When the press did report another side of a story, it was usually what the other political party said. Many issues were left out of the news, and many stories in the news did not look beyond what those in power wanted to say. In other studies, I found that most press systems bend the news to how government officials spin it. Important national differences exist in terms of how well governments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citizens, and how press systems promote public accountability.

 

In recent years the U.S. news system has become so full of political spin that many people began to lose confidence in i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et offered many channels of information and many ways for citizens to communicate about things that interest them. These changes prompted us to bring a team of scholars together to work on Mediated Politics, the other book that i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this book we tried to looks at a number of trends: how journalism was changing, why young people were turning to other information forms such as political comedy, and how the internet offered new ways for people to discuss issues and create public opinion.

 

As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began to experiment with digital media I shifted my research to study how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to share information and organize popular movements. As I followed these movements around the world and studied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 saw tha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ere making a new kind of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possible. This idea became the basis for thinking about a new political logic based o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That is the main idea in the article with Alexandra Segerberg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that you are publishing in this journal. Next we published a book length version of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JQ1] ), which adds many empirical studies to our theoretical model, and looks at power and organization in networks. I hope that the book can also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some day.

 

In addition to seeing how digital media are changing how people communicate, I am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how communication is becoming part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is is changing the core communication paradigm. For most of its history as a field, the focus of communication has been on mass media, new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media effects, and the sending and receiving of messages. Now, we must add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on as social organization. There are of course other scholars such as Manuel Castells who have already pointed the way. My current interest is in how networked publics form and take action.

 

QS: From your prolific writings we gather that you hold progressive political values and normative stance for social change. Yet at the same time, this does not get in your way as a rigorous empirical researcher and critical thinker. How have you managed to do this?

 

LB: I think that normative perspectives should be tested empirically to see if they are valid or if they need to be changed. For example, I am concerned that many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many countries today use policy frames that put the environment against the economy. This means that when the economy is not doing well, policies to help the environment always suffer. And, when the economy is growing again, business pressures often work against environment policies that might cut into profits or slow the economy down. This common framing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s competing interests is also a normative position. It is a norm with powerful backers and a lot of propaganda driving it. When we study this kind of communication as scholars, we can go beyond just describing it, and asking whether it is functional. Is the communication we are studying working well for society? What if thinking about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as competing problems causes even bigger problems? How can we communicate differently about these issues?

 

Without having some normative guidelines in our work, it is impossible to decide how well different institutions or systems in society are working. Is the government working well? Is the press working well? How would we know?

 

This general approach applies to most of the topics I study. For example, looking at protest networks around the world invites value judgments. Are these protests effective? How do we know if they are effective?  This kind of evaluation is different from making ideological judgments about what is good or bad. I am more interested in whether people create systems that work, and if they can use communication to make them better. 

 

QS: Many are talking about big data these days, but few discuss how to build a good team of big data researchers, involving both social scientists and software engineers, for instance. Could you shed light on this aspect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m building?

 

LB: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challeng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ow to build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ms needed to analyze big data? I know colleagues in communication who have found research partners from fields as far away as physics. Many scientific fields have already learned how to handle big data, and having the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programming skills are important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My early interest in big data came out of developing the conn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wanting to study large public networks. I had to find colleagues around the university to help me do the work. I looked for computer scientists, information scientists, people in technology design, and even people in the arts working with technology. I learned that many of these people were also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large data sets based on micro-blogging or social media.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approaches of computer scientists or information scientists are often different from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They speak a different scientific language and use different methods. This means that when teams come together, they have to learn how to translate between the different scientific languages and approaches. This can be very interesting, but it can also be very frustrating. It is easier if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are able to lead the projects and use thei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o guide the programmers and the technical team. This leadership requires that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learn how data can be captured, how databases are organized, and how to translate theoretical questions into specific empirical operations. This often means developing new theories and new methods, which is very exciting.

 

One of my current projects involves understanding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Occupy Wall Street prote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a data set from Twitter, a micro-blogging platform (like weibo) that is very popular here and in Europe. We have 60 million tweets. What do we do?  We needed to develop a model of how this social media network connected to the other networks involved in the protests and how it linked these other networks together. Unlike a lot of research that focuses on the content of the microblog posts, which is often very hard to understand, we decided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tweets was not so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crowd was organized. Instead, we focused on the uses of hashtags (#) that people attach to tweets to direct them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rowd. We also decided to look at the links to other sites that people inserted in their messages. This involved creating a new coding method to categorize the content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links we found. In the end, we created a simple model of how these direction tags and link patterns were important for organizing the Occupy crowd at different times.

 

In the future, we will see mor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doing big data work. This will change our ideas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and how to display our findings.

 

QS: Like in most societies, popular discourse in China holds that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the world for good. Would you agree that the Internet, particularly social media, brings about a brave new world of politics?

 

LB: The internet is neither good nor bad. There are many conflicting ways that people,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can use it. Most governments are using it to gather information on citizens. The recent scandal in the United States involv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reveale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gathering information on emails and phone calls around the world and forcing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to give up information on their customers. These are not positive developments.

 

On the business side, companies now know a lot about who we are and what we do. This is changing the way products are marketed and how we act as consumers.

 

Citizens face other challenges in deciding how to use their communication power. For example,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know who the other people are in a big network, or how reliable the information they are sharing is. Rumors can trigger public reactions that are not always positiv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many signs that people can use technology networks in positive ways: to share real problems with others, to respond quickly to crises, to raise important public questions, and organize communities of interest to address various issue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 mobile phone is the most powerful tool that citizens have ever had. New software systems are helping citizens with many everyday problems involving health care, transportation, public safety, and getting basic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Many of these projects are developed by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s) that provide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to help ordinary people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health problems, violence, crime, weather conditions, food shortages, and many areas of life t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are often not in touch with. These kinds of technology networks are different from crowds. These are examples of the organizationally-enabled networks that we discuss in our article.

 

And of course, large crowds based on technology-enabled connective action are becoming common around the world. There have always been public protests, but the difference now is that people can communicate their messages more clearly and coordinate their actions more effectively, without having to become formally organized, which is often costly or dangerous in many places.

 

QS: Is the rise of political extremism inevitable in this era of Web 2.0?

 

LB: There has always been political extremism, and it has existed without the Web. However, the Web gives it a platform that may help it grow and reach mor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racist images of President Obama have circulated online and reached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To some people these seem humorous, but to others they are deeply offensive and harmful. The problem is how societies decide to control this kind of extremist communication.

 

The Web has often played a role in escalating ethnic or religious conflicts. One of the more famous cases involved cartoons of the Prophet Muhammad that many Muslims found very offensive. Because of the internet, these images circulated around the world, and created huge conflicts that might not have become so polarized in an earlier age.   

 

The mass media can be controlled, but the internet is more difficult. For example, in Sweden, an anti-immigrant party (Sweden Democrats) has entered the parliament. Their 2010 election ads were so offensive and extreme that they were not allowed on television. However, the ads were soon posted online, and probably received more viewers and more discussion that they would have on television.

 

QS: Were you there in the 1999 anti-WTO “Battle of Seattle”? How was digitally enabled action (DNA)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different from, or similar to, more recent DNA movements like the indignado, Arab Spring, and Occupy?

 

LB: When the WTO Battle of Seattle happened, I was in Italy attending a conference. So, I watched days of protests on the television news. When I returned home, I contacted numerous friends who participated and then began a large project interviewing different kinds of participants. The interviews from that project are still available online at the WTO History Project website (http://depts.washington.edu/wtohist/). As these interviews developed, it became clear that this was an early case of a new kind of protest organization. Two interesting changes became clear.

 

First, many different groups came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work around their differences so that the main protest events became an expression of the many different issue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economic change. This relaxing of the divisions between different issue movements also enabled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personal views without having to join group positions. This personalization of politics has become a central foundation of the kinds of digitally networked action (DNA) that we see today.   

 

The second interesting aspect of the Seattle protests was the creation of digital media platforms that activists could use to share direct reports, information and other kinds of content.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inventions was Indymedia, which grew as an open source system to more than 100 outlets around the world. Some of these Indymedia channels are still active.

 

These growth and the varieties of DNA have been impressive in the short time since the WTO protests. Many commercial technologies that people use today were not available 10 years ago: Youtube, Facebook, and Twitter just to name a few of the platforms that have been important for many uprisings in the Middle East,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nearly anyone can try to activate social networks to draw attention to issues. Most of these efforts do not succeed, but some of them create dense organizational networks that enable participants to coordinate their activities and connect with audiences around the world.

 

QS: What are the real implications of contemporary activism worldwide that is based on concerned citizens and NGOs directly engaging each other often without going through mass media or other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LB: One surprising finding in our studies of European NGOs that use technologies to activate social networks is that it actually increases the chances of making news in the mass media. (These findings are reported in Chapter 4 of the book version of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t is clear that the role of NGOs is growing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system. With NGOs us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create issue publics, and large numbers of NGOs linking together to share different issues, we see the creation of global publics that change how people engage in politics. For example, there were over 100,000 protesters outside the 2009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onference in Copenhagen, and millions more around the world participated through digital media.

 

The challenge of course is that power is still concentrated within nations and within corporations, and many of these power centers are not open to helping solve global problems. However, many public networks have had success pressuring governments and corporations to begin changing how they operate in some areas. However these situations develop, they are of interest to communication scholars.

 

The emergence of new information channels organized by NGOs is also of interest to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is in crisis in many countries. But there are likely to be new opportunities for journalists (or storytellers) working for NGOs, foundations, think tanks, and other places wher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is being produced and packaged for publics.

 

Beyond NGOs, we also find that large networked protests like Occupy Wall Street can make an impact on mass media debates about various issues (these findings are in Chapter 5 of the book).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experienced large increases in inequality, which affects political power, the working of democracy, and the chances of realizing the American Dream. Yet, discussions of these problems were missing from mass media. The Occupy protests created a powerful internet meme “we are the 99%” which quickly became part of everyday discussions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his idea of how rich the top 1% had soon entered mass media reports and discussions. Even President Obama began to talk about the problem of inequality.

 

QS: We know you are interested in China. Howeve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mostly embedded in the western world.  If we still hold the Hegelian belief that “China is an exception of all exceptions,” from a glob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hat are the most compelling premises to study a country like China?  What are the most pertinent questions for you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 in China to address?

 

LB: I am not an expert on China, although I am learning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It is clear that China is an exceptional country. The western media theories clearly have their limits. The Chinese press system, the economy, and the government are all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systems that have been studied most heavily. However, there may be some key concepts and ideas that travel across different contexts and offer some basis for comparison. For example, when my book on the news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 began to receive emails from Chinese scholars who explained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ir interest in the book was that it showed how a more liberal or independent press system could still be connected in strong ways to government.

 

Another example is the idea of connective action, which may be of some use in thinking about digital media in China. As Alexandra Segerberg and I point out in the article and in the book, one key to understanding connective action is the personaliz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in very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reasons, of course, differ because countries and cultures are different. In western democracies, market forces and globalization have broken down old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structures, leaving individuals ready to create network societies, as Castells calls them. In other countries, civil society is not as independent from government to begin with, so individuals become more isolated when it comes to public life. When you add social media to this kind of situation, you also get conditions for large-scale connective action.

 

Another interesting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is that social media are affecting how people receive their information. For many younger people, social media become like news feeds, and they are now part of the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process. People also have the technology to report directly from the scene of events, and to create content and share it with others.

 

In many countries, news organizations have started using direct “citizen journalism” feeds as news sources. Of course, China is a different situation in terms of how social media affect news organizations and how those organizations respond.

 

I guess that the challenge is in deciding which ideas may be of use for comparing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how those ideas can be adapted better to the Chinese situation. I am excited to hear about how Chinese scholars will use the ideas of connective action!

 

QS: The bulk of your work deals with what you call “late modern” or “postindustrial” democracies, a category to which China perhaps does not belong. China is still modernizing, its economy still industrializing, its landscape still urbanizing. There seems to be a fundamental mismatch between “lat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Chinese reality, including Chinese media systems. What are the strategies Chinese scholars may use to address this mismatch productively rather than being torn apart by it?

 

LB: Yes, this is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to keep in mind when theorizing and when comparing China to other countries. As I said above, it is important to find the right level of analysis for making comparisons. At a macro leve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late modern and a still modernizing society seem huge. However, different forces can sometimes produce similar outcomes. For example, the causes of individualization or personalization of social experience are very different, but the effects on communication may be very similar.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these similar communication patterns may evolve alo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aths because of how different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r business shape them.

 

QS: How do you see the role of citizen journalism through Weibo and similar social media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and society?

 

LB: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ajor journalism award was given to an anonymous Iranian citizen who posted a video of a protest following the 2009 Iranian elections. The decision wa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this unknown citizen journalist was the best source for understanding an important event. Citizens with mobile phones are often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cover important stories and get the news out fast. As I said above, this is changing how journalism looks today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change in the future.

 

As far as China goes, many observers have said that Weibo has opened a new (although indirect) communication channel between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There seem to be times when the government understands that the people are send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and also seems to respond.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risks and problems that are not easy to solve. How Weibo can be better integrated with the press system seems a difficult problem. The media logic of social media is different from mass media logic. People expect to interact with information now, and add their own ideas and share it in their own ways. This is very different than the logic of television news or newspapers.

 

QS: A key challenge for China, like for the US, is increasing social inequality, which made imagined community illusory, civic engagement impossible. Revisiting his hometown in Ohio, Robert Putnam illustrated this painful process in a recent articl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ntitled “Crumbling American Dreams” -- although he didn’t mention the Internet at all. Can digital media be used in a way that helps decrease inequality and facilitate community building, rather than the usual complaints of personalization, atomization, and digital divide, leading to nowhere but anomie?

 

LB: As I said earlier, the Occupy Wall Street protests helped start an interesting public discussion of inequality in the U.S. However, social media cannot directly change economic conditions, but they can raise a public voice about them.

 

As for whether social media can build greater social capital, that i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Putnam has long been skeptical about the role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Most theorists of civil society believe that social capital comes only from stable face-to-face relationships. However, it is also clear that people can develop emotional connections and trust through social media if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 One condition is that parts of virtual communities must connect to the social world.  There must be real people living real lives somewhere at the center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It is interesting that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technologies among young people involve sending photos and videos of their everyday life: school, friends, vacations, parties, and home. Sharing these representations of real life may help build new kinds of “imagined community.” People can still use avatars or fantasy images of themselves in games, but they seem to prefer sharing real life images in their online social relations.

 

QS: In a recent issue of Inside Higher Education, Dean Ernest J. Wilson of the USC Annenberg School gave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a barely passing grade of C-” for the poor public service provided by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in talking to the public, engaging the media industry, and helping form better policy. Do you agree with this assessment? How c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s a field do better in public engagement?

 

LB: I disagree with his grade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his article he compared communication to professional fields like law, business, and medicine that have much clearer boundaries and standards for their practices. Communication is everywhere, and practiced by everyone. We don’t need licenses to communicate. And as some of the questions above suggest, the ways in which people communicate are changing rapidly and have different direction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All of this explains why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is not as clearly defined or dominated by single methods and theories as some other fields. So to give the field a bad grade just because it covers a more complicated and diverse social reality seems to miss the point. I do agree, however, that communication can develop more credible perspectives on policy and design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do not always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make serious mistakes in how they develop different technologies or regulate them in society. Communication can do a better job of developing credibility in these areas.

 

Dean Wilson also gave communication a bad grade because it borrows so many ideas from other fields, and does not have its own unique theory. Again, this seems to miss the point that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s exist in all the other social sciences. In order to have good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orrow from sociology, politics, economics, psychology, anthropology, art, literature and other fields. I think the diversity of perspectives in communication is a good thing.

 

This said, I do think that work in communication is uneven in quality. There is too much descriptive work that does not help develop theories. And there is too much mechanical use of methods, as people pick questions and design research because they like to use a particular method. As a result of descriptive, methods driven research, we do not develop good theory or a clear research agenda. These issues can be addressed by better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ore careful research.

 

QS: Your other most circulated book in China is Mediated Politics (2000, Chinese edition in 2011), co-edited by you and Robert Entman.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you address the dilemma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shrinking public sphere, the rising cynicism,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image and reality to create an illusion of democracy, echoing your 1983 book, News: The Illusion of Politics. Do you still hold these views?

 

LB: This i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When I look at the mass media, I still worry about rising cynicism and a limited public sphere filled with official spin. In the U.S., things may be even worse now than when we wrote Mediated Politics. The press system is in crisis, the ranks of public relations professionals and spin-doctors outnumber journalists, and the public has lost confidence in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the press. 

 

However, when I think about the Internet as an emerging public sphere, I am more optimistic. The internet cannot solve all human problems, or even most human communication problems. However, more people have a voice today than ever before in human history. More people have ways to get their voice into conversations with larger numbers of other people than ever before. This communication is noisy, uneven, full of rumors and not always very wise or informed. However, we have also seen the creation of technologies that help make crowds better organized, smarter, and more able to make decisions.  These are remarkable developments. Even more remarkable is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se technologies are free and open sourced. They are created and shared by people who do not own them or receive much financial compensation for their work. This means that communication is recognized by many people a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life. People se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s important tools for solving problems and improving the human condition. In these ways, I am more optimistic than in my earlier work.

 

Q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n engaging dialogue full of deep insights.

 


 [JQ1]Amazon shows it was published on Aug 26, 2013. It’s already out right?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转载]LSE传媒与发展硕士专业推荐阅读书目

$
0
0
  LSE是世界名校,其传媒研究也汇集了不少大腕。以下是该校的MSc media,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的推荐阅读书目。
   似乎还没有推荐中文书,倒不是没有优秀的中文著作(如《台湾传播学的想象》就非常不错),这里确实有英语世界阅读中文有障碍的问题,不过慢慢来。
所列书目本人阅读过一部分。有些书比较生僻,在国内不容易找到,不过没有关系,找不到就说明相对不重要。总体印象是这个书目内容很丰富(也可以理解为有些杂乱),这自然也跟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并不那么明确相关。当然,能够在某一问题上扎根下去,获取会有收获。
传播学研究如果做得好,未必就不会出现“传播学帝国主义”的那一天。虽然从Daniel lerner 到schram 到Rogers,传播学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发展传播学史,但是,大家其实仍然感觉在摸着石头过河。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做得并不太差。重庆大学新闻传播与区域发展研究院的同仁们,也想在这条河中摸几块石头。
 详情请参见该校的网页(http://www.lse.ac.uk/home.aspx),丰富,有货。

     MSc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Here are some suggested readings that will prove helpful to you in preparing for your arrival at LSE, and for finding out about cours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taking.
Don't feel you have to read everything on the list - the intention is simply to give you an idea of the level and range of material covered.
Most of these books are available in the library and we do not expect you to buy these.
 
Artz, L. and Kamalipour, Y. (eds.) (2003) The Globalisation of Corporate Media Hegemon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aaz, M. E. 2005. The Paternalism of Partnership: 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Aid.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Bailey, O., Cammaerts, B. and Carpentier, N. (2007) Understanding Alternative Media,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Banaji, S. (ed.) (2010) South Asian Media Cultures: Representations, Audiences, Contexts , London and New York: Anthem Press.
Comaroff, J. and J. L. Comaroff (2012). Theory from the south, or, how Euro-America is evolving toward Africa.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Downing, J., with Ford, T. V., Gil, G. and Stein, L. (2001)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Sage.
Eagleton, T. (1991)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Escobar, A.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non, F (1965) A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Freire, P (1972)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London: Penguin Books.
Galeano, E. 1973.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Five Centuries of the Pillage of a Continent.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Guijt, Irene, and Meera Kaul Shah, eds. 1998. The Myth of Community: Gender Issues in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London, UK: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iying Practic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Hemer, O and Tufte, T (2003) Media and Glocal Change: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Gšteborg and Buenos Aires: NORDICOM and CLASCO.
Hickey, S and Mohan, G. 2004. Participation: From Tyranny to Transformation? Exploring New Approaches to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Kapoor, I. (2008). The Postcolonial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Lukes, S. (1974/2005)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anyozo, L (2011) Engaging Communities Using Radi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frica, Penang, Malasia: Southbound.
Manyozo, L. (2012).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hree Approaches. London: Sage.
Melkote, S. R. and Steeves, H. L. (2001)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mpowerment,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Mody, B. (ed.) (2003)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Mohanty, C. et al. (eds.) (1990)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Nyamnjoh, F. B. (2005). Africa's media,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London: Zed Books.
Roy, S. (2005) Globalisation, ICT and Developing Nations: Challeng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Delhi: Sage.
Quebral, N (1988)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Laguna: UPLB College of Agriculture.
Said, E. W. (1978).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Servaes, J (Ed.) (2008)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New Delhi, Thousand Oaks, London and Singapore: Sage.
Wieringa, S. and Sivori, S. (eds) (2014) The Sexual History of the Global South: Sexual Politics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Zed Books..
Wilkins, K. G. (ed.) (2000) Redeveloping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Theory, Practice and Power,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以上英文内容版权属于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百家评论》2015年5期目录

$
0
0
《百家评论》2015年5期
         目录
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特辑

弘扬抗战精神繁荣文学创作/4

王红勇4-5

 

山东当代抗战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特色/6

杨学锋6-10

光荣的土地光荣的文学/11

梁鸿鹰11-12

 

抗战文学创作关系国家软实力/13

胡平13-14

传承民族精神承担历史使命/15

何向阳15-16

 

当代山东抗战文学论/17

张丽军17-19

山东当代抗战题材纪实文学创作研究/20

贺仲明20-22

 

论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的美学贡献和艺术启示/23

何志钧23-28

郭澄清的《大刀记》与德州文化/29

刘东方29-31

 

“革命通俗小说”民间化叙事的优秀之作——曲波的《桥隆飙》重读/32

房伟32-34

富有力量的民族性书写——论苗长水的抗战文学创作/35

孙书文35-37

 

论莫言“抗战”书写的论争及其内涵/38

丛新强38-43

“像一道光束透进历史的阴影”——论尤凤伟的抗战小说/44

马兵44-46

 

抗战小说的新视野——解读常芳长篇小说《第五战区》/47

张艳梅47-49
文本细读

《格萨尔王》:“故”事“新”编及其现代性/50

杨华丽50-57
齐鲁作家屏

屋檐上的春雨不绝于耳——戴小栋诗歌论/58

张清华58-60

逆风中的“潍河滩”与“单向街”——韩宗宝诗歌论/61

霍俊明61-65

大地及其“卑微的物什”与精神还乡——弓车诗歌论/66

张厚刚66-70

超越语言本位的时间简码及其浓缩的深意——评夏海涛诗集《水时光》/71

芦苇岸71-75
影像锐视线

人民,是抗战电影的灵魂/76

肖惊鸿76-83

多维空间的建构与拆解——评许鞍华的电影新作《黄金时代》/84

裴争84-89

“穿越”背后的差异与启示——中美穿越题材影视作品比较论析/90

王张博健90-97
史界新思维

论叶梅的三重书写/98

李美皆98-106

回归.坚守.超越——董立勃现象及其小说的特质与意义/107

张书群107-118
域外华文创作掠影

对澳门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质疑——评邓晓炯小说集《浮城》/119

李掖平119-122

别样的爱情叙事——评梁淑淇的爱情小说/123

韩春燕123-125

乱史倾城的沧海一悲——评玄黄的长篇小说《南宁旧事》/126

郭帅126-129

闻一多漫像/2

孙乐中2

编后语/130

本刊编辑部130

闻一多书法/131

闻一多131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转载]理论室、信息室联合举办“麦克卢汉的写作风格与思想探索” &nbs

$
0
0


本网讯:麦克卢汉是目前媒介研究和文化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对象。中国麦克卢汉研究界一直致力于阐扬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中的美学内涵,在国际麦克卢汉研究界渐成特色,得到北美媒介生态学会的重视。为了深化中国麦克卢汉研究,加强与国际同行交流,在科研处的支持下,20151020日下午,文学所理论室和数字信息室联合邀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部主任谢菲尔-杜南Dominique Scheffel-Dunand教授主讲“麦克卢汉的写作风格与思想探索”。谢教授说,麦克卢汉有“隐喻大师”之称,隐喻是他思想探索和表达的主要方式。虽然这种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的规范不太吻合,但它是与人文科学研究非常相宜的一种“探测”(probe),是“尝试”(essay),而且归根结底与科学的方式也不矛盾,因为其所预示的东西可以接着由科学来求证。值得注意,隐喻能够调动我们的整体意识,将此物与彼物同时联系起来。隐喻的意义既不在此物,也不在彼物,而在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谢教授的研究属于对麦克卢汉的人文研究,与中国学者所取法的美学研究异曲同工、各擅胜场。

研讨会由理论室金惠敏研究员主持,信息室陈定家研究员评议。高建平、靳大成、王莹、程朝霞、高艳萍、刘卓、刘玲华、汤俏等参加了研讨,博士生刘宝担任翻译。

图为会议现场。

(刘玲华供稿)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转载]微电影的本体探究、研究现状、创作风向 ——中国微电影发展学术研讨

$
0
0

 微电影的本体探究、研究现状、创作风向

——中国微电影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来源: 作者: 发布于:2015/10/21 6:22:51 点击量: 723次

转载自  http://www.ahyswh.com/List/1209.html


 

 



      2015
1018日,中国微电影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微电影研究会主办,长三角高校影视戏剧理论研究会微电影专业委员会、上海影视戏剧理论研究会、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安徽电影评论学会协办。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章柏青,《文汇报》党委副书记谢海光,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季桂保,上海影视戏剧理论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周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微电影研究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建强,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4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微电影导演、文化公司总经理、人文基金会董事、《电影新作》代表出席会议。 

 

 

随着微博、微视频、微信、微营销不断走进大众的生活,中国微时代的序幕正式拉开,微电影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经过短短几年的时间,迅速成长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然而,微电影的理论研究却长期滞后。追本溯源——理清微电影的起源和本原,鉴定本体——探究微电影的审美特征,关注实践——研讨论微电影创作和制作的现状和问题,成为了本次会议的核心主旨和热议话题。作为国内第一次以微电影为主题的全国性理论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总论”、“创作论”、“类型论”、“专题论”等四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力图为建构微电影理论体系、加强实践创作、促进产业发展提供正确的导向。

开幕式由李建强主持。章柏青在致辞中梳理了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他指出,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政治时代、意识时代、产业时代后,在本世纪正式迎来了网络时代,这是电影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产业的繁荣为中国电影贴上强有力的硬标签,为我国电影争取到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电影市场和舆论的中心;与此同时,在光鲜亮丽的产业数据之下,埋藏了商业片类型单一、创意匮乏,艺术片创作边缘化、生产萎缩等诸多问题,在艺术与产业的激烈交锋中,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着众多的矛盾和困惑,而这些问题正是电影理论研究者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广大电影理论和评论工作者应当秉承艺术使命,承担社会责任,进行独立思考,努力发言发声,赋予中国电影发展以积极的影响。微电影作为网络时代的全新产物,尚处于成长期,如何引导其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应该成为广大学者研究的重点。谢海光提出,《文汇报》作为全国性的人文大报,秉持文化自觉,承担着将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文化发展和实践反映给大众的重任,必将对微电影这一新兴文化形态进行持续不断的关注、宣传和报道 ;在对微电影创作的支持方面,文汇报和学界、业界联手做出大量努力,不仅和教育部、国家互联网信息连续主办了四届我的中国梦全国大学生微电影大赛、与上海市宣传部联合举办上海市民微电影节、和央视、腾讯、中影、上影联合成立了归属于中国文促会的微电影(中国协作体),并将于2015年第四季度推出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创业创新基金和基地、微电影新锐导演计划、微电影特训等一系列活动,全面支持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微电影创作,为微电影制作实践搭建良好的基础和平台。他还从微电影本体的形态和模式、微电影在中国新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微电影未来的发展走向三个方面提出了思考,以期与各位专家学者进行更多讨论。季桂保表示,为不断深化微电影的理论研究、活跃微电影评论、促进微电影的创作,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将密切关注各类微电影相关活动,并提供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周斌教授指出,微电影不仅是独特的电影艺术样式,也是一种表达思想、传递情感的手段,是一种现代化、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在艺术创作、科学教育、科学普及、文艺事业和商业广告等方面都发挥主要作用。虽然目前市场上数量众多的作品中出现了一部分思想主题鲜明、艺术构思巧妙、技巧手法娴熟的高质量影片,但大多数作品在艺术上较为粗糙和平庸,其艺术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与繁荣兴旺的创作相比,关于微电影的理论研究和评论还相对滞后,缺少一批有影响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未能建构微电影相关理论体系,也未能通过评论有效促进微电影健康发展,因此进一步加强微电影的理论研究非常重要,而这正是此次研讨会的意义和价值。《电影新作》杂志代表陈昶颖在致辞中指出,《电影新作》作为电影理论评论家的发声平台,在坚持原有版块基础上,将加强和深化以下三部分内容:强化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研究,将在明年组织召开专题活动;进一步推动谈影录栏目的建设,更多参与到当下优秀电影和热议电影的现象中去,以鲜活的第一线访谈反应时下电影的走向,进一步建设上海青年学者理论批评阵地,成立专门版块发表上海学者的真知灼见。他表示编辑部会更加注重联合包括在座的诸位专家学者,一起为上海以及全国电影理论评论发展不断作出贡献。

会议第一单元为主题发言,上海影视戏剧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同济大学杨晓林副教授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微电影理论批评存在着对研究对象只见树木难见森林、研究结论以偏概全盲人摸象等多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者对微电影出现的文化背景、摄制设备以及传播平台、投资者、创作者等关键要素失察。面对着微电影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空白点和争议点,他呼吁广大学者应当转变思维,不断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追问,发出具有意义的独特声音。南通市影视家协会副主席梁天明从微电影的时间叙事和文本叙事两个方向出发,阐述了微电影作为新兴电影形态所独有的叙事艺术,并提醒广大微电影创作者在掌握叙事技巧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开拓全新的题材内容,加强中国微电影的立意创新。安徽省电影电视评论学会副会长童加勃结合微电影产业化发展的混乱现状,指出目前微电影开放式、自由式的生产播出方式以及严重缺失的盈利模式是无法支撑微电影持续繁荣发展的,微电影迫切需要建立成熟、规范的行业标准。标准有利于艺术的提升,教学的开展,评奖的进行。有利于媒体播放,有利于产业壮大。市场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理论研究应该在制定标准上做出贡献了。江苏省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舒克从电子设备的突飞猛进、信息传递的快捷便利、网络空间的不断扩容三个方面阐释了微电影具有广泛公众基础的特性,并指出微电影在文化理念普及、评价体系把控、相关活动举办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他希望广大从业者能够从精品意识确立、精英文化介入、精益求精行动等方向做出努力,不断促进微电影艺术水准、文化水平、作品质量的提高,并寻找到有利于其自身茁壮成长的规律。李建强教授从三个维度对微电影展开了全面的分析与探究,在微电影的本体研究中,他从审美把握的认知方式、审美创造的生产方式、传播和观看方式比较了微电影与传统电影的关系、鉴定了微电影自身的个性特征,并从品相、品味、品格三个方面阐释了微电影独有的美学特征;在微电影实践研究中,他从微电影生产四重奏——硬技术和软技术的关系、个性特征和共性特征、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创作角色和消费角色出发,分析微电影在实际生产中如何处理好以上四种关系,以确保微电影的质量和品质;在微电影理论研究的探讨中,他认为目前微电影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对具体作品的介绍、对微电影现象的梳理层面,在更为本质的美学风格、文化表征、叙事模式以及评价机制方面很少涉及,微电影应当在日后的研究中加强学理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南京师范大学白小易教授就目前微电影研究空白区域——盈利模式进行探讨,他认为将微电影与电视栏目相结合是一种微电影传播的新风向,能够适度扭转微电影混乱的产业现状和填补微电影缺失的盈利模式,他从微电影制作系列化、微电影生产批量化、微电影艺术标准明确化三个角度思考了微电影电视栏目化播出的可能性,并希望微电影的理论研究能够和实践生产进行良性互动,切实推动中国微电影打开更为广阔的天地。上海青年梦想电影城总裁、微电影导演邱奇结合个人创作实践经验和社会时代背景指出,国内电影艺术文化境界达到前所未有的低度,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催生的只是大量的文化消耗品,业界和学界逐渐渗入虚无主义和金钱至上的观念,影像节的推广以华丽的外表掩饰内容生产的空虚,而微电影作为伴随微博推销诞生的一种样式在运作中更是商业气息浓厚,这些都对中国电影以及微电影的创作和生产带来消极影响,邱奇导演认为衡量一个时代价值的标尺应该是文化而不是经济,微电影应当展现民族特征和承载民众生活的人性表达,学界应该引导政府重新树立国家的文化形象,提升微电影的社会价值和文艺素养,支持微电影原创作品。对各位专家的主题发言,周斌教授逐一进行了点评。

会议第二单元为交流发言,各位专家学者分为两组进行分别讨论。复旦大学副教授龚金平从艺术本体出发,对微电影的定义和艺术创作规律进行辨析与探讨,对其创作现象进行理论总结和宏观分析,并预测了微电影创作的未来走向。南京师范大学讲师胡文谦一方面从微电影与广告片、视频短片的关系,另一方面从题材主题、叙事结构与叙事方法、人物描写三个角度初步探寻了微电影审美本体,指出只有把握住微电影的审美本体特征,才能解决当下微电影的创作之殇,推动微电影创作产出更多优质的作品。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林国淑结合本校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的微电影作品,依据实地有效的调研报告,对高校微电影的创作类型、叙事技巧、采编制作等方面进行剖析,同时探讨高校微电影存在的问题,为大学生继续微电影创作提供参考和指导。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潘仁炎教授以微电影广告为主体研究对象,对其所具备的多种沟通特征进行了形态扫描,从传播形式、受众分析、市场定位等多个角度梳理了目前微电影广告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就微电影广告未来发展的有效途径进行了初步探索。苏州大学王玉明副教授提出,面对微电影商业性、功利性的喧哗与浮躁,坚持短片创作在立意、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构思和声画语言运用等方面的艺术操守,显得尤为重要。滁州学院张文杰副教授从微电影作为草根文化所蕴含的平民化视角、个性化表达、碎片化叙事等带来的审美新体验入手,对它的商业运行模式带来的不足作出评判和提出对策;王舒讲师从微电影的微平台微时间微规模微周期四微特征入手,结合当下微电影行业的现状及问题,通过案例分析论述了微电影成功突围的内容策略。安徽建筑大学艺术学院杨恩慧讲师通过对中外微电影相关概念、国内外微电影各种分类体系的考察,对艺术微电影的概念、特征、地位做出了鉴定,并结合国内外优秀微电影作品分析了艺术微电影的影像风格和制作方法,充分肯定了国内艺术微电影中拷问无常和追寻实相的艺术精神和东方哲思。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严敏教授提出,应加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给予微电影创作和创作者更多的关注,微电影研究会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进行交流发言的还有浙江理工大学徐莹的《微电影的起源、发展和分类》,上海大学周倩文的《艺术微电影简论》,上海师范大学陈吉的《微电影命名史》,苏州大学杜志红的《宣教微电影主旋律化及其方式》,安徽大学王剑飞的《青年微电影与青年亚文化研究》、董瓅的《个人”——浅析短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安徽工程大学丁文霞的《讲故事的艺术——<</SPAN>微电影广告略谈>》、赵凯的《从传播学“5W”模式初探微电影广告》,合肥南门小学胡良钰的《本土微电影制作与现状论述》等。在最后的自由发言中,各位学者踊跃发言,互通有无,有问有答,使研讨会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场面。                 (李娟)

 

 

 

 

 

 

 

 

 

 

 

 

 

 

 

 

 

 

 

 

 

 

 

 

 


 

【转载】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0
0

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刘静  秦凤珍

                           (刊载于《廊坊师院学报》2015年第529-33页)

 

摘要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研究摆脱了最初的“命名的焦虑”,对网络文学特征、网络文学生态等的研究不断深化。然而回顾网络文学的研究历程就会发现仍存在着基于“形而上”的概念界定进行演绎,忽视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把网络文学的特征和网络媒介和网络生态的特征混为一谈,从预设的立场出发泛泛而谈,停留于印象化、阶段化的浮光掠影等缺憾。因此有必要对新世纪以来的网络文学研究予以回顾和总结,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关键词新世纪;网络文学;批判;反思

 

 诞生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伴随着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多种媒介日益交互融合发展起来的网络文学,自存在伊始便伴随着“命名的焦虑”。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一时间,关于什么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是否存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何在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甚嚣尘上。事实上,单纯从概念厘定、身份确认的角度窥探网络文学的全貌是费力不讨好的,因为借助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介”、搭乘数字技术快车迅速崛起的网络文学在创作方式、创作群体、存在载体、传播媒介等方面与传统文学有着很大区别,显示出的是不同的审美范式,执着于传统文学分类标准,沿袭既有的文学惯例去评判、阐释新兴的网络文学无异于作茧自缚。因此,由撕扯不清的微观概念厘定、身份确认转向聚焦媒介转型,以此为据进行文学分期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数字媒介转型下的网络文学的学术理路不失为明智之举,如是,网络文学研究才能突破瓶颈,“从学术理路上辨析转型期文学的理论形态、逻辑原点和价值本体问题,以揭开数字媒介文学的学理症结,廓清新媒介文学由学术资源向学理建构提升的思维路径”。[①]

 由此观之,新世纪以来的网络文学研究,实际上以媒介转型研究为内核,具体来说就是重点探讨了网络媒介和数字化技术,以及由此形成的全媒体格局在哪些方面、何种程度上冲击了此前的印刷文学传统,影响了既往的文学生态。然而问题也随之产生,媒介转型不等于文学转型,媒介转型与文学转型的关系是复杂曲折的,因此,进行网络文学研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文学不是炫技文学,它在技术和媒介上的优势既可能是传统文学难以望其项背的异秉,又有可能因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而沦为文学“怪胎”。面对网络文学,我们不能因它是不可阻碍的数字化潮流影响下产生的文学现象而一味迷信,丧失批判的锐气和清醒的头脑。我们也不应固步自封,固守旧的文学规范,一味以传统文学的眼光和评判标准排斥野泼迷离的网络文学,视之为洪水猛兽。

 有鉴于此,本文的行文思路如下:由最初围绕网络文学展开的“命名的焦虑”入手,探究网络文学的特征,在数字媒介转型的背景下,分析数字媒介使文学、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期切实把握新世纪以来的网络文学研究的概况,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一、 网络文学是什么

 尽管对一个事物进行命名不仅十分困难,而且很难把它所具有的全部特征描述清楚。然而要开展研究,概念的厘定又必定是其中绕不开的一环。网络文学自诞生起,围绕着“网络文学是什么”、“究竟有没有网络文学”这一中心问题,展开了来自各方的形形色色的争论,这可以看作是网络文学研究的无意识发端,也可以看做是传统文学理论思维的延续。尽管来自各方的观点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两类:

 一是认为不存在一种所谓的“网络文学”,或者认为网络只是单纯的载体,不会改变文学的本质,所谓的“网络文学”其实和依托印刷媒介的纸质文学没什么两样。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是作家余华,在《网络和文学》中余华指出,“对于文学来说,无论是网上传播还是平面出版传播,只是传播方式的不同,而不会是文学本质的不同。”[②]李敬泽在《“网络文学”:要点和疑问》中同样认为“文学产生于心灵,而不是产生于网络”,[③]尽管在2013316日答《新京报》记者问的时候,他承认网络这一媒介起着重要作用,认为“如果没有网络,我们可能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类型文学的复兴。”[④]

作家张抗抗在《有感网络文学》中也指出疑问:“网络文学会改变文学的载体和传播方式、会改变读者阅读的习惯、会改变作者的视野、心态、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文学本身?比如说,情感、良知、想象、语言等文学要素。也许当电子电子信息时代彻底改变并重塑人本身时,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颠覆才会成为可能。”[⑤]

 很显然,这些作家和批评家们是站在传统文学的立场上,依照传统文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待网络文学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有着共有的文学的基本属性,却忽视了网络文学的独特性。这类观点在互联网刚刚出现的世纪之交很有市场,直到今天持这种观点的仍不乏其人。但是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渐成规模,影响日增,多数作家和批评家逐渐认识到网络文学的独特价值,不仅认可网络文学的存在,而且论述了网络文学的“超文学意义”。作家白桦在《网络文学的超文学意义》中指出“以网络文学为主的新媒体文学,在两个方面的发展极大地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一是以类型写作的分化,逐步显现特点,迅速形成气候。还有一个是文学网站的发展,由小到大,不断整合,已开始出现集团化、产业化的倾向。”[⑥]由此可见,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写作非但不与传统武侠、言情等小说相一致,反而成为它区别于传统小说的重要特质。因为网络文学的题材特征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意义在于网络这一新兴媒介造就了一种异军突起的数字化文化产业,正如白桦在文中所指出的“(盛大、中文在线等)文学网络公司用他们的方式打造作家,营造产业,已成为在当下文坛呼风唤雨的重要的文学机制。”[⑦]

 第二类观点则认为确实存在着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网络文学”,但对网络文学的命名又有多种不同的看法,颇多分歧。

 网络写手痞子蔡认为在网络文学出现之初给这种新兴文学下定义为时尚早,还是要等到网络文学更加多元化以后,界定它为好。如果非要给它下一个定义,那应该是指在网络时代出生的写手,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⑧]王新萍在《网络文学的界定及其特征》中指出“网络文学是以计算机为载体、为依托,为手段,以网民为接受对象的艺术样式。具体来说,网络文学有三种存在的方式,第一种是已经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经过电子扫描技术或人工输入等方式进入互联网。第二种是直接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文学作品。第三种是通过计算机创作或通过有关计算机软件生成的文学作品进入互联网。”[⑨]

 在《网络文学本体论纲》中,欧阳友权对网络文学做出了如下界定:网络文学是一种用电脑创作、在互联网上传播、供网络用户浏览或参与的新型文学样式。它有三种常见形态:一是传统纸介印刷文本电子化后上网传播的作品,这是广义的网络文学,它与传统文学的区别仅仅体现在传播媒介的不同;二是用电脑创作,在网上首发的原创性文字作品,这类作品与传统文学不仅有载体的区别,还有网民原创、网络首发的不同;第三类是利用多媒体技术和internet交互作用创作的超文本、多媒体作品(如联手小说、多媒体剧本等),以及借助特定电脑软件自动生成的“机器之作”,这类作品离开了网络就不能生存,这是狭义的网络文学,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⑩]

 综合这些观点不难发现,上述研究者把“创作于网络”这一条件视作网络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关键性因素,也即把媒介看作是划分不同文学种类的标准,认为这是网络文学存在的本体性因素。毫无疑问,这一划分不仅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很有必要,而且是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在阐述的过程中他们却很少引用作品具体说明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更多的是基于“形而上”的概念界定进行演绎,而非针对具体文学现象进行“形而下”的总结。

 

二、 网络文学特征论

  对网络文学特征的论述显然需要着眼于网络媒介自身的技术性特征和其他的媒介优势。新世纪以来,众多著述往往把自由性、虚拟性、民间性作为网络文学的最主要特征,甚而是本体性特征。欧阳友权在《论网络文学的自由表征》中指出“网络文学最核心的人文性就在于它的自由性”,[11]并把虚拟性作为自由性得以实现的技术前提;在《网络文学本体论》中,欧阳友权更是把自由性看作是网络文学的本体性特征;另外的许多网络文学研究论文也论述了网络文学的自由性、虚拟性、民间性特征,杨新敏在《网络文学与民间文学》中通过分析网络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也指出了网络文学的民间性特征。[12]纵观这些关于网络文学的论述不难发现,这类论述都是从网络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出发,论述依附其上的网络文学的特点。这类论述抓住了网络文学自身具有的媒介优势,并把媒介作为影响网络文学的本体性因素,有利于抓住网络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显著特征。但是也存在缺憾,那就是单纯从媒介的角度进行分析。实际上,对于网络文学特征的论述需要综合考虑新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媒介转型带来的新载体、新的技术手段正是由于与新世纪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合力才造就了新世纪中国网络文学独特的景观。因此,不应仅把自由性、民间性当作是网络文学所具有的特征,而应把它们看作是网络媒介和网络文学生态的特征。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研究者论述了网络文学的大众化、娱乐化、商业化以及后现代特征,欧阳友权在《网络艺术的后审美范式》、《网络文学的后现代文化逻辑》中从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角度指出网络文学具有虚拟现实的符号审美、在线交互的活性审美和游戏世界的快乐审美等特征,认为网络文学与后现代文化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图——底”关系。张改亮在《网络文学:沿着后现代主义道路前进》指出网络文学具有削平深度、颠覆理性、消解中心话语、距离感的消失、主体的零散化等特征。[13]除了笼统地运用后现代文化理论分析网络文学特点以外,也有一些理论家试图探讨消费社会、媒介力量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分析网络文学的通俗化、娱乐化、大众化、商业化特征。廖健春在《网络文学的大众文化特征及价值取向》指出互联网这一大众媒介与商品经济共同促成了大众文化现象,网络文学身上有着大众文化烙印。[14]赵雪明在《浅析网络文学的通俗化特征》中则直接把网络文学定义为通俗文学的一种,指出网络文学具有大众性的题材、商品性的倾向、娱乐性的手法等通俗化特征。[15]但是这里也存在着把网络文学简单等同于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缺憾。而且通俗文学、大众文化是与传统精英文学相对的概念,这种划分方法暴露了既有文学观的思维定势。相比之下,马建国的《你我他自由参与的超文本文学——网络文学大众化特征的几个点击》在分析网络所带来的大众化特征,即网络创造了人人参与其中、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实现大众与艺术文本之间对话交流、消除精英与大众之间界限的文学形态时,更强调网络文学的参与性,显示了网络文学与通常所谓的大众文化的差异。[16]郭百灵在《浅谈网络文学的大众化和自由境界特征》中认为网络文学与大众文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拒绝了商业性,[17]这一观点在网络文学发展初期是成立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业网站和网络写手出现,网络文学的商业化有目共睹。这说明对于网络文学的特征进行论析,不仅不能从预设的立场出发泛泛而谈,而且不能停留于印象化、阶段化的浮光掠影,必须把网络文学本身视为一个动态消长的过程,关注其趋势、主流、变化,审察媒介文化转型、消费语境与网络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三、 网络文学生态论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生态呈现出驳杂、混合的一面。如许多学者所述,今日的文学已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市场化的商业图书文学依然火爆,文学期刊支撑的传统文学仍不可小觑,在互联网上腾跃的网络文学方兴未艾。然而,这三者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受消费文化、市场大潮影响,无论网络文学还是精英文学都青睐图书市场,传统文学期刊积极进军网络,网络文学不断线下出版,跨媒介运营越来越司空见惯。新世纪以来之所以会出现网络文学创作的勃兴,除了网络传播的蛛网蔓延为之提供了前提条件外,文学生态的自由宽松、民间趣味的高涨、商业潮流的裹胁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虽然网络媒介具有重技术、重工具,轻审美、轻人文的倾向,然而不可否认,数字化媒介转型不仅给网络文学带来了创作上的技术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它以自身的高度自由化、游戏化、虚拟化使得网络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文学体制的束缚,完成了轻盈飘忽的飞升。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余华在《网络和文学》中在谈到网络和文学的关系时指出:“我相信这就是网上文学的意义,它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自由……”。[18]欧阳友权在《论网络文学的精神取向》中既认识到了网络对文学的精神结构的深刻影响,又从“话语权对自由精神的敞亮、情感流对生命力的挥放、交互性对心灵期待的沟通”等方面分析了网络文学自由、交互、生机勃勃的情感流动,显示了对自由的网络文学生态的肯定。[19]在《论网络文学的自由表征》一文中,欧阳友权更是把自由性看作是网络文学最核心的人文性。[20]聂庆璞在《文化转型与网络文学的未来》中则就互联网对后现代文化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分析了网络写作的四种自由向度,即“快捷方便的复制、人人参与的机会、最广泛的言说方式、任意的‘可写性’文本”。[21]然而,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也注意到了网络文学的这种自由的局限性,如杨新敏在《自由:网络传播的神话》中指出绝对的自由只能带来绝对的混乱,从而走向自由的反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南,对自由的控制和开辟新的自由领地将会成为日后斗争的焦点和中心。[22]

  民间性也是网络文学生态的题中应有之意。单纯从媒介角度来看,网络、数字化媒介产生于技术精英的手中,本身并不具备民间性。网络文学的民间性来自于传统民间文化根基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民间狂欢气质[23]。与精英文学有组织、有固定出版机制不同,网络文学则由广大网民自发形成,来自民间,野性十足。博客、短信、微博等新的泛文学样式的出现无一不是广大网民自发参与、互动的结果。欧阳友权在《网络文学本体论纲》中,从本体论哲学入手,把民间立场作为网络文学本体的一个隐性结构,指出网络文学用在线民主的现代神话重构民间立场,从而消解中心话语,实现文学话语权向民间话语母体的回归。民间性所滋生出来的是鲜活、当下、及时的审美体验,参与、表达、融入式的审美姿态。与蓝爱国侧重从民间狂欢化角度分析网络文学的民间性、欧阳友权侧重从民间立场、民间话语权角度分析网络文学的民间性不同,马季在《网络文学:文学的个人化与民间化》中从素材来源、创作方式和艺术表现三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网络文学的民间性。[24]杨新敏在《网络文学与民间文学》中分析了网络文学所具有的自由的民间精神、网络文学作者的民间创作立场,在题材、题材、创作手法等方面与民间文学的相似之处,网络文学与民间文学在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佚名性等方面的一致性。[25]而谭德晶在《“冒犯”与“躲避”——网络文学批评主体的精神向度分析》中则从网络文学批评主体的精神向度入手,把网民挑战权威、躲避中心话语的批评实践看作是民间文化的逆反心理以及民间对趣味性文学的关注的结果。[26]当然,这些论述也并非完美无缺,民间性究竟是网络这个媒介和载体所具有的特征?还是网络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特征?如果民间性是来自网络这一载体的话,那么我们显然是把网络的民间性等同于网络文学的民间性了。崔宰溶在博士论文《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中提出疑问:“我想一再强调的是,网络文学的‘民间性’不是网络文学与生俱来的积极价值,网络只提供民间性能发挥的空间背景,它并不保证民间性的实现。并且,民间性本身也不是绝对的‘善’。”因此,与其把民间性看作是网络文学的一个特征,倒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种网络生态状况。

新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在论述网络文学生态时常常趋于理想化,把网络文学描述为文学界的“福音”,颂扬它带给文坛的自由、民主、繁荣、多元的新气象。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网络文学背后的商业之手高度警惕,指出“网络文学似乎很民主,很轻松,很超然,实际上并不然。它不可避免的打有当代世界无处不在的商品化逻辑的烙印……网络文学出身于消费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语境中,它的身上能不打有后现代消费文化的这种深刻烙印吗?能超然于商品世界的同质化文化的控制之外吗?”[27]

  从上个世纪末到今天,汉语网络文学在中国大陆已经行走了二十多年,网络文学从最初无功利的纯情涂鸦到崛起为类型化文学产业的庞大帝国,其发展一波三折,它与传统纸质文学的关系也比许多人预料的要复杂的多,或许是看惯了新世纪以来新媒体文艺的波诡云谲,或许是长期的观察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学多样化的重要性。为网络文学提供“舒展”的生态环境成为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如何志钧在《当代网络文学的媒介生态之维》中呼吁促进网络文学生态建设,他强调不应忽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文化精神上的巨大差异,认为一味强调“规范”网络文学,势必会戕杀网络文学的野性。[28]

 

 

   



[]欧阳友权:《.数字媒介转型与学术理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余华:《网络和文学》,《中学语文》,2004年第8期。

[]李敬泽:《网络文学:要点和疑问》,《文学报》,2000420日。

[]李敬泽:《没必要讨论网络文学是否主流

》,http://www.bjnews.com.cn/book/2013/03/16/253342.html

[]张抗抗:《有感网络文学》,《作家》,2000年第5期。

[]白桦:《网络文学的超文学意义》,《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10年第3期。

[]白桦:《网络文学的超文学意义》,《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10年第3期。

[]参见欧阳友权:《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研究综述》,《当代文坛》,2007年第1期。

[]王新萍:《网络文学的界定及其特征》,《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纲》,《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11]欧阳友权:《论网络文学的自由表征》,《东方丛刊》,2004年第2辑。

[12]杨新敏:《网络文学与民间文学》,《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3]张改亮:《网络文学:沿着后现代主义道路前进》,《山花》,2010年第24期。

[14]廖健春:《网络文学的大众文化特征及价值取向》,《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5]赵雪明:《浅析网络文学的通俗化特征》,《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10期。

[16]马建国:《你我他自由参与的超文本文学——网络文学大众化特征的几个点击》,《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5期。

[17]郭百灵:《浅谈网络文学的大众化和自由境界特征》,《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24期。

[18]余华:《网络和文学》,《中学语文》,2004年第8期。

[19]欧阳友权:《论网络文学的精神取向》,《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20]欧阳友权:《论网络文学的自由表征》,《东方丛刊》,2004年第2辑。

[21]聂庆璞:《文化转型与网络文学的未来》,《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2]杨新敏:《自由:网络传播的神话》,《现代传播》,2001年第6期。

[23]蓝爱国:《赛博广场上的数字民间——网络文学的民间文化路径》,《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5期。

[24]马季:《网络文学:文学的个人化与民间化》,《文化纵横》,2013年第2期。

[25]杨新敏:《网络文学与民间文学》,《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6]谭德晶:《“冒犯”与“躲避”——网络文学批评主体的精神向度分析》》,《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27]何志钧:《网络文学:无法忽略的“物质基因”》,《中华读书报》2003522日第22版。

[28]武翩翩:《网络文学在创新中发展》,《文艺报》201385日第1版。


 

[转载]转帖文章(互联网大IP思考系列3):“IP热”背后的冷思考

$
0
0
转帖文章(互联网大IP思考系列3):“IP热”背后的冷思考

 2015-10-31

“IP”热有多热

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热”的电视剧《琅琊榜》日前收官了。许多人会发现几乎身边所有人都在谈论这部剧,从精良的制作到细致的画面到古风古韵的台词以及仪式感十足的礼仪让无数“路人转粉”秒变“自来水(自愿为影片当宣传水军)”,技术控们甚至从“对称式构图”“Vshape”“三分法则”等美术角度对剧作画面构图进行了专业解读。用网友的话说,“这部剧火得是不行不行的。”

作为一部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琅琊榜》的热播被认为是“IP热”的又一个高潮。“IP热”乍一听以为是计算机术语的“IP地址”,但实际上,这里所说“IP”,是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翻译成中文就是“知识产权”。

“‘IP剧’是指购买其他艺术作品版权后翻拍的电影或电视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老师李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IP剧大多是按照“文学—影视—音乐—游戏”产业链进行开发,如果没有前期的网络文学造势和口碑的积累,很难形成电视剧热播的现象。”

“IP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也可以是一个概念、一个形象甚至一句话;IP可以用在多个领域,音乐、戏剧、电影、电视、动漫、游戏……但不管形式如何,一个具备市场价值的IP一定是拥有一定知名度、有潜在变现能力的东西。”所以,IP剧成了当下影视圈炙手可热的新宠,尤其是许多视频网站,因其先天优势成为IP热剧的领跑者。

IP热到底有多热?有数据显示,在2015年上半年,全网共计上线网络剧166部,计2243集、33585分钟,而2014年全年网络剧为205部,计2918集、50996分钟。单单只是上半年的数量,2015年的数字已接近被称为是“网络剧元年”的2014年全年的总和。从个体剧作来看,火爆于优酷平台的《万万没想到》第一季,在两年的时间内,总播放达到8.3亿次。而据称“每集成本500万元”的“超级网剧”《盗墓笔记》在开放会员购买观看后五分钟内,收到播放请求1.6亿次,直接导致爱奇艺服务器宕机,爱奇艺最新上线的网剧《蜀山战纪》,12小时内超过380万会员在线观看,同时在线观看人数、付费会员观看流量等表现均远超《盗墓笔记》全集上线会员当天数据,突破了历史最高纪录。

热门IP遭哄抢,网文作者大涨薪的同时是观众转场后传统影视剧市场的低迷,当电视剧行业的人在惊呼“变天”之际,似乎一个“互联网十”时代的影视剧蓝海正在到来。

内外合力催生网剧热播

前两年,网络剧被视为是“三俗”“low”的代名词,低成本小制作难成气候。如今火热至此的背后,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各视频网站自家稳定的播出平台使得网络自制剧几乎不存在无法排片的问题,更不需要像传统电视剧在电视台等待播出档期。另一方面,“影视剧在传统电视台的回款压力更大也是促使视频网站自力更生的缘由。”著名编剧汪海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

事实上,小说改编电视剧并不新鲜。只不过,传统电视剧手握“我拍你看”主导权,而在“互联网十”的背景下,“一剧两星”政策让投资人更为谨慎,“拍观众想看的”无疑是一个保险的选择。

“因为电视剧面临双面夹击。外部被互联网冲击,内部又被各种限制折腾个半死:‘一剧两星’政策、各种审查限制已经把电视剧限制在婆媳剧、谍战抗日雷剧里面。”影视制片人张志远曾这样说道。

相比之下,网络剧在这方面少了一些制约。各种不同题材的剧种开始出现,比如都市生活、幽默搞笑、校园爱情、悬疑灵异,总有那么几部剧是观众想看的。有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网剧点击量前五名是:《盗墓笔记》《执念师》《名侦探狄仁杰》《吊丝男士》(第四季)和《心理罪》。仔细分析,五部剧里,除了《吊丝男士》是段子喜剧,就属悬疑剧、奇幻剧最受追捧。奇幻、悬疑、青春被称为IP剧“揽客”三招。

“‘一剧两星’意味着一集的成本假设在150万,卖给电视台可能刚刚收回成本,必然要加入网络平台才有可能实现盈利。”汪海林举例说,“首播卖给央视的价格可能10万一集,但卖给湖南卫视可能达到100万一集。湖南台的目标观众是年轻人。所以,网络剧必然会优先选择当下年轻人比较认可的演员和题材。而这也恰恰就是其火热的原因吧。”

“IP剧是网络小说原创,能从众多的网络作品中脱颖而出,经过大众的品头论足,大浪淘沙,绝对有其过人之处。李彪以《琅琊榜》为例分析说,“以前我们有收视率,现在网络时代有所谓点播数,以前我们有前期宣传造势,现在也有网络营销,尤其是社会化口碑营销,再大的前期造势都不如后期的民众口碑。《琅琊榜》的豆瓣评分为9.2,再加上大家在朋友圈的热议,这是‘沉默的螺旋’的传播现象,《琅琊榜》成功地设置了社会议题和社会口碑,从社交媒体出发,进而引爆传统大众媒体,这应该是未来影视剧发展的一个主要传播路径。”

“《琅琊榜》在制作之中考虑了很多市场营销方面的问题,它巧妙地发现了别人还没有发现的市场缺口,满足了年轻女性观众的审美饥渴,造成很好的效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老师刘宏宇认为,我国文化产品的传播以后会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口碑传播。

高点击率不等于好内容

上亿的点击量有了、颜值有了、大IP有了、特效有了,但是剧作到底质量如何?拿超级网剧《盗墓笔记》来说,尽管其掀起了视频网站的商业高潮,但是口碑却不甚了了,在豆瓣评分低到了3.2分(总分10分),《花千骨》与《暗黑者》也因角色傻白甜、制作粗糙等被网友吐槽。

“作品本身整体水平不够。”汪海林说,网络上的确充斥着一些低质量的剧作,“一方面,近年来大量的投资资金涌入影视产业,投资人对影视剧制作流程、规律等都不了解,通过网站一揽子版权购买拿到素材,故意不找专业制作团队,草草制作快速上映,动员粉丝炒热话题,最终迅速圈钱、做一票就跑,降低了作品专业性。另一方面,相比较过去投资倾向于演员,有一些剧开始意识到要在服装、道具、舞美等方面加大投入。但用力方向不对,比如向韩剧学习色彩饱和度高、平、亮,不讲究自然感官。疲于奔命地描写剧情,没有主观镜头,不再关注表现氛围,不再重视视听语言等原因使得一大批剧作审美水准下降。”

李彪也认为《琅琊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长期以来对国产影视剧的粗制滥造、题材雷同等现实不满下引发的社会集体记忆。

对于“从国产网剧身上看到美剧质感”的评论,刘宏宇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对其过度拔高,许多微信公众号的软文已经非常过分,把一些东西用各种形容词进行夸大,完全是失真的状态。对于热播的影视产品,市场成功并不意味着作品质量有质的改观,只能说明其在迎合观众尤其是年轻人身上做得比较成功,造成很好的市场效果,但从长远看,这种作品很快就会消失,因为产品缺乏一定的厚度和韧度,它不会成为我们艺术研究的对象,或者影视经典。”

“网络天马行空的创作中,可能产生好的作品,IP热应该是对传统影视创作的重要补充,但是现在反客为主,其实有很大问题,并不意味着IP剧可以替代传统影视剧。”汪海林说。

高点击量不能成为唯一目的,好内容才是王道。李彪说:“IP剧不是万能的,要注重社会口碑,尊重观众的基本智商,把观众当做上帝,国产影视剧才能真正健康起来。”

好作品应体现时代精神

“这些年我觉得很失望的是,在对人物深度的挖掘,题材的扩展等方面,我们的电视剧实际是在退步的。一些网剧红了,但是从中依然可以看出编者笔力不集中,创作上还处于初中水平。”汪海林说,即便是《琅琊榜》,在处理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层次上还是不够的。“网络缺少鉴别力,一些质量并不高的作品为什么更容易被接受和喜欢,幼稚和幼稚的对接可能比睿智和幼稚的对接更容易。”

著名编剧周梅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部好的作品,一定要坚持原创,不用任何桥段,拒绝平庸,摆脱匠气,追求大气。”他说,当前网剧的成功肯定是有一定道理,“谁都知道洋快餐虽然风靡全球,这并不代表它就是具有最高营养价值的食品”。

“好的作品应该体现时代精神,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汪海林说,“如果市场上大量充斥架空历史剧,将割裂我们观众和历史的联系。对我们的文化影响是比较危险的。”

“《琅琊榜》的热播表明了我国主要观影人群的转移,80后、90后、00后已经开始成为观影主力,他们的口味已经决定了一个东西是否可以热起来。反过来,这种产品的热度也反映了当今这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刘宏宇说道。

“作为编剧,作为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时代的审美是要负有责任的。”汪海林说,“找到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很重要。”

事实上,在当下一片火热的电视剧市场上,一部分被忽略的人群是曾经为收视率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年人以及曾经给口碑盖棺定论的中年精英。记者采访周边,很多50后、60后表示对于这些热门剧集看不懂了……

“网剧是产品生产线上的流水作业,可以批量大量地生产,如果只是把各种吸引眼球的元素都拼凑在一起,没有真实的历史,没有独到的视角,没有精心的创作,长此以往下去,我们的市场就完了。”周梅森说。

点燃国内视频网站激情的美国网剧《纸牌屋》,起源是制作方Netflix网站发现其用户中有很多人仍在点播1991年BBC经典老片《纸牌屋》,这些观众中许多人喜欢导演大卫·芬奇,观众大多爱看奥斯卡得主凯文·史派西的电影,由此Netflix邀请大卫·芬奇为导演,凯文·史派西为主演翻拍了《纸牌屋》。2013年,《纸牌屋》获得艾美奖提名,Netflix也因此开创了网剧进入艾美奖的历史。在美国,观众需每月花7.99美元才能收看《纸牌屋》。

2015年9月28日,中国视频行业首个《网络视频个人付费行业白皮书》正式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14年初至2015年初,中国视频个人付费市场规模从2.1亿长到5.9亿,年度同步增幅高达178.1%;与此同时,网络视频行业收入主体结构中,用户付费比例逐年递增,截至2015年一季度,占比已达11%。中国视频行业用户付费市场已经步入快速增长期。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汪海林对未来“点对点”付费观看模式充满了期待,“通过付费模式,实现观众分层,让每个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戏可以看。”中文在线17k小说网作家飞天作品《盗墓之王(9册)》《佛医古墓(4册)》《法老王之咒(3册)》《伏藏(3册)》《大炼蛊师(1册)》《敦煌密码(5册)》《蚩尤的面具(5册)》《噬魂藤(1册)》《鬼月光(1册)》正在进行网络剧、大电影、游戏等方面的大IP开发,真诚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投资合作,联络电邮:1815982803@qq.com 。


 

[转载]“文化+”新兴业态引领产业“蝶变”——第十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

$
0
0
  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10月29日至11月1日,为期4天的第十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让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北京成为文化和创意的海洋,围绕“推动文化繁荣,促进融合创新”的主题,各种创纪录的数据层出不穷,各种充满特色的“文化+”科技、“文化+”创意、“文化+”新兴业态,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面貌、新特征、新趋势。

  从文博会的主展场到遍布京城各区的分会场,我们可以看到,京津冀文化产业积极协同,开创区域合作新局面;文化产业全产业链整合,园区集群创新走向新时代;“文化+”互联网,开创文化产业大格局;文化IP、文化品牌的创造与利用成为企业自觉;文化贸易形式多样,渠道多元……中国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产业发展步入新阶段。

  示范引领 全产业链勾画新版图

  走进新闻出版广电展馆,广播电视、网络电视、网络文艺、新闻出版、新媒体、书店……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全领域全媒体出版产业链勾画了新闻出版广电业创新发展的新版图。尤其在新设的网络文艺板块,国内规模最大的网络文学网站阅文集团以及北青网、海洋音乐、华韵尚德等企业集结参展,宣传推介一批热门网络作品并寻求影视合作。

  在北京文化展区,雅昌文化集团以“艺术@家”为主题,通过“艺术、科技、生活”3个元素,将艺术产品及服务全线贯通融合,展示艺术全产业链的创新商业模式。在省市文化创意产业展区,成都展团重点推出东郊记忆·互联网创意产业园,这是全国首个由传媒集团打造的互联网创意产业园。该园区创造了技术开发、内容生产、推广发行、智能终端、数据处理、孵化助推、智库支持等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在主展场举办的“文博会十年”回顾展中,有尚8、华江等代表性企业伴随文博会成长的典型案例。

  北京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1个区县携数十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集聚区的重大项目参展,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鸟巢文化中心、高校大学生创意园等集中亮相,全面展现文化创意产业高端化、集聚化、功能化发展趋势。而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的亮相,从最初打造单个文化创意产业专业楼宇,到建设园区、培育集聚区,再在集聚区基础上规划建设产业走廊,直到建设全国首个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引领文化创意产业不断升级发展。

  更接地气 思想与产业相互激荡

  本届文博会论坛共组织一场主题报告会和3场论坛,论坛还融入了推介与展览,使论题有了实物与实体的依托。主题报告会上,国际3D联盟发起人、德国卡尔斯鲁厄设计与艺术学院教授卢德格尔·普凡茨,国际知名导演赖声川,韩国CJ集团中国区总裁朴根太分别就“未来设计——产业融合的生产力”“创意及文创产业在互联网时代”和“创新——韩流文化繁荣的源动力”发表主题演讲,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清华大学教授、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江苏一德集团董事长陈俊分别围绕“一带一路与文化产业”和“为城市再造文化基因”等议题发表主题演讲。

  文博会举行的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国际论坛围绕“‘互联网+’的时代机遇——动漫游戏产业融合发展趋势”的主题,紧扣“互联网思维、时代机遇、万物互联场景下的数字动漫游戏产业”等关键词展开研讨,力促国内外动漫游戏企业进行版权合作,促进文化产业走出去。

  而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则采用专家学者研讨交流会与公共论坛会议结合的形式,集中探讨网络时代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与营销、基金会与博物馆发展、博物馆如何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大众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等问题。

 

[转载]“自然辩证法学科前沿问题”研讨会综述

$
0
0
    2015年10月24至25日,“自然辩证法学科前沿问题”研讨会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思政院)联合举办。来自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化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长安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3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思政院的近百名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开幕式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思政院院长周恩毅教授主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虎成教授代表学校致开幕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尚智丛教授,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邬焜教授分别代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致辞。开幕式之后,参会专家、学者参观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别有风格的建筑博物馆。
本会议分主题报告会与座谈会两部分进行。
主题报告会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技哲学教研室主任张云龙教授主持。报告会围绕“公共决策中的知识民主”、“复杂系统科学理论”“科技创新管理的价值哲学基础”等自然辩证法学科前沿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
    第一场报告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尚智丛教授主讲,报告题目为:“公共决策中的知识民主”。该报告首先介绍了“知识民主”的概念,从民主的四个核心要素:1、以选举产生或改选政府;2、人民的活跃参与;3保护民权;4、平等的法律,对“知识民主”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尚教授认为知识是以多种形式形成和表达的,对“知识民主”的认识与把握,应当承认多种认识论或认识方法,他进而强调知识是强化民主的有力工具。其次,报告介绍了公共决策中的知识民主,并以转基因农作物为例,探讨了公共知识的特征、生产机制和影响公共知识的因素。最后,尚教授与大家探讨了中国“知识民主”的发展进程。
    第二场报告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董春雨教授主讲,报告题目为:“试论复杂系统科学理论的若干问题”。董教授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结合当前最新的复杂系统研究成果,如“自组织现象”、“初值敏感”、“数列”、“蝴蝶效应”等,论述了复杂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及其存在问题。除此之外,董教授还介绍了当下研究应该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信息与神经科学研究,还原-整体论的关系,及中国学派的成长等等。
    第三场报告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崔伟奇教授主讲,报告题目为:“科技创新管理的价值哲学基础”。崔教授与在座教授学者及学生们共同探讨了有关熊彼特创新概念的价值哲学基础,包括现代市场经济、进化论和创造性破坏是常态三个部分。他认为科技创新管理的价值哲学基础,应包括制度演进、线性模式的失败、复杂性系统思维和后现代主义等四个部分,并对其引发的哲学反思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主题报告结束后,三位教授与参会学者和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会议现场讨论热烈,学生们积极提问,气氛非常活跃。
    座谈会由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邓波教授主持。座谈会的第一部分,对《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压缩调整为18学时、1学分后,该课程在各大高校的实施情况进行了交流讨论。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该如何前进?如何发展?与会者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畅所欲言。
    尚智丛教授首先就全国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概况进行了介绍。由于自然辩证法整个理论体系内容十分丰富,课程改革后,用18个学时来讲,大家都觉得干巴巴的。所以一些高校在教育部《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开始探索新课程的配置,除了执行18学时课程教学之外,根据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整。如辽宁中医药大学的调整,他们搞了课程群建设,根据医药学科的特点,开设了《医学史》、《医药方法论》等这样一些课程。再如国防科技大学,也做出了调整,主要就军事技术方面,开设了《军事技术史》。从总体上看,尤其在理、工、农、医等大学里,这些新增课程较受研究生们的欢迎,可以说是对《自然辩证法概论》学时压缩后的有益补充。
陕西省各高校的做法各具特色。邓波教授介绍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做法,该校作为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从2011年起,就开设了《工程技术哲学》这门课程,该课程把最新的工程哲学、技术哲学研究成果揉合在一起,围绕工程技术及其发展史,从工程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工程技术伦理、工程技术与美等多视角进行讲授。这实际上是以工程技术为核心的自然辩证法课程的一种延伸。在授课过程中,根据不同的专业有所偏重,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西北大学张富昌教授、杨建飞教授介绍了该校的教学情况,他们注重经济、科技和文化的融合,开设了技术哲学、物理哲学等相关课程,所设课程在学生中较受欢迎。2010年改革以后,则更加注重此课程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并进行了一些尝试。
    西北工业大学贠智凯教授说,在研究生评估这两年,学校对这门课还比较重视。教学内容主要还是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是方法论,故而侧重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现代科技革命、科技与社会等方面的教学,自然观方面讲得少一些,学生对自然观方面也不是很感兴趣。
    西安理工大学赵华朋教授说,他们学校的做法是将自然辩证法的方法论部分作为本科生的选修课程,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进行选择,从选课情况看来,还是较受欢迎的。
陕西师范大学赵卫国教授、王云霞副教授分别介绍了该校的情况,陕师大因为哲学学科体系较为完备,《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学时压缩对老师教学工作量的影响不大,他们认为该课程对于文科生有提高科学素养的功能,而对于理工科学生有提高人文素养的功能,无疑是文理互补的一个桥梁,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课时减少,有被边缘化的趋向,比如,课程被安排在周末,十分影响学生的出勤率与教学效果,希望学校能够加以重视。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得林副教授说,他们学校注重科学道德修养、人文素养的提高,并成立了中南山文化书院、意蕴文化研究所等机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给该校信息专业的学生,开设了《信息哲学》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长安大学段联合教授介绍了他们学校的情况,从教学内容来说,把重点放在方法论上,方法论这一块讲完之后,另一个很主要的内容就是给学生讲怎么写学术论文,并结合学生的专业背景,进一步给他们讲如何在自己的专业活动中营造科学精神氛围的问题。另外一个做法是,结合学生成长的方向,考虑到他们将来不一定是工程技术人员,还可能是管理者,因此,通过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这对于研究生的成长来说,可能比知识传授更重要。
    西安交通大学王宏波教授、邬焜教授分别介绍了该校的情况,他们的做法是,让老师自己选择善长或熟悉的领域给学生分块授课。一些老师从方法论、复杂性方法或传统方法等方面去讲,还有一些教师则从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个板块去讲。同时,打破本硕博的开课限制,给全校学生开设了《复杂信息系统理论》、《信息哲学》、《工程哲学》以及《生态哲学》等课程,拓展了自然辩证法课程的范围和内容。
    座谈会第二部分,与会者讨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当前的情况与未来的工作。尚智丛教授认为,推动更深层次的学科建设问题应该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重要工作。随着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本学科探讨的许多所谓科技前沿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它们的常规研究问题,本学科在形成自己常规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跟随科技发展的前沿,形成自己的新的研究对象、新的研究问题及新的研究方法,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十八大以后,国家更加重视发挥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我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作为学会这类社会团体,自然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说学术奖励问题,目前,政府已有意愿,可以由研究会、学会来承担学术评价及奖励的工作,我们研究会应该抓住机遇,发挥这个作用。
    最后,邓波教授介绍了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近些年来完成的工作情况以及换届的相关事宜。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近年来开展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1、组织了四次由省科协牵头搞的“陕西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本学科成果的初级评审;2、组织了八届“陕西省科技哲学专业研究生论坛”;3、与总会和省内各高校联合组织了多次学术会议。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换届工作将于本年底完成。
    整个会议期间,与会者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前沿热点、现存问题及自身的发展建设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参会学生均表示受益良多,并希望以后多举办类似的学术活动,以促进总会与省级研究会之间、各高校之间的相互了解、学术交流与合作。

来源:医学与哲学 http://www.yxyzxrwb.cn/

 

澳门大学《南國學術 》 总 目 錄 ( 2015& ...

$
0
0

《南國學術  ( 2015 )

电子版网址http://www.umac.mo/cms/sca_journal_MS_2015-c.html#vol4

2015 1 (2015.1)

人文教育與中國高等教育的未來

張豈之/趙萬峰

沿

未來中國如何現代化
──發展經濟學的視閾

洪銀興

數碼象徵主義三重解

黃鳴奮

二十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的起承轉合(上)

鄒振環

教育經典的複雜關係
──當代中國教育界

詹福瑞

名稱·文獻·方法
──"燕行錄"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張伯偉

解釋學與理解、解釋是什麼關係 
──評學術界對解釋學的一種錯誤理解

王金福

如何將形而上學進行到底 
──向俞宣孟研究員請教

從別傳到經典:清代易圖學的重建

陳居淵

  “育人何以不能沒有審美
──兼論審美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

王元驤

經驗在現代社會的多重意蘊
──科學被高估的危險與哲學對常識的捍衛

[德國]施耐德

作為行動的作品
──人類學視角下的當代文藝

[法國]達羅斯

"法蘭克福學派"四代群體剖析(上)
──從霍克海默到弗斯特

王鳳才

 

2015 2 (2015.4)

西

狄德羅的中國文化觀及其當代意義

錢林森

赫爾德與中國
──歷史哲學的開端:個體性移情歷史意識

[德國]博拉赫爾

中國儒學與日本現代化的複雜關聯

徐水生

沿

再發明與在行動
──化解人文學科世界性危機之路徑

周憲

究竟是"後李斯特主義"還是依附型模式?
──兼論"中國模式"話語對未來經濟發展的誤導

賈根良

二十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的起承轉合(下)

鄒振環

遠離文學和文本:當代西方文論困境之反思
──以耶魯解構批評和文化研究?案例

朱立元

民主優先於正義?
──評沃爾澤的民主觀

姚大志

審美愉悅的初始之源
──對文學的娛樂功能的深層次考察

[美國]顧明棟

 禮崩樂壞下"修辭立其誠"的變型
──兼論文學文體生成的歷史邏輯

胡大雷

中國傳統社會發展的獨特進路
──古代族氏組織的更替與社會流動

葉文憲

被給予的"記憶"
──歷史敘事的觀念性建構

賀昌盛

"法蘭克福學派"四代群體剖析(下)
──從霍克海默到弗斯特

王鳳才

 

2015 3 (2015.7)

沿

東亞歷史記憶 (專題討論)

東亞歷史問題對話之前景

近現代東亞的四個戰後

創建東亞共同歷史記憶之路徑

歷史記憶歷史共有
──中日國民感情的正確解讀

 

步平

村田雄二雄

裴京漢

李長莉

 

嵌入式治理:中國城市民族工作的新思維

沈桂萍 / 郝雨凡

同輩群體:歷史轉型社會影響

周曉虹

現象學美學審美現象學

楊春時

大碰撞:國家一體化進程中的邊彊治理

徐勇

誰之自由?何種共同體
──審視"社群共同體主義"新自由主義之爭

袁祖社

名稱究竟如何指稱對象?
──社會歷史的因果描述論

陳波

信息文明論

王天思

 “高密三李與高密詩學的歷史展開

蔣寅

重新理解作家的文學世界
──莫言與《靜靜的頓河》之淵源

程光煒

奉旨抄家:乾隆朝後期的體制之彀與官場生態

馬俊亞

莫斯科外來移民的醫療服務

琳達 庫克

西方當代文論的五副面孔

陸揚

新世紀以來德國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的當代中國形象

孟鍾捷

 

 

 

2015 4 (2015.10)

陸地亞洲轉向海洋亞洲
──關於海洋與亞洲地域圈的討論

濱下武志/舒小昀

西

中西方在理想人格觀念上的相近與不同
──孔子的與蘇格拉底的之比較

鄒廣勝

利瑪竇來華?相互外推策略之檢討
──以早期耶穌會士與華人教友論述?

沈清松

中國傳統史學對日本的宏觀影響

喬治忠

晚清中國接?新詞語概念遭遇的三重屏障

章清

萬物一體萬有相通
──構建之中的中國文化新形態

張世英

身體話語重建與理論之後的理論研究
──伊格爾頓與西方文論的重要轉向

王曉華

漢字簡化思想:百年歷程及其反省

高玉

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困局與出路

何雲波

中國哲學:理解與反思 
──兼議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

楊國榮

發生·解讀·詮釋
──中國儒學主體生存向度的追尋與前瞻

丁為祥

婚姻不問閥閱應始自五代十國時期
──對學術界宋代說的糾正

杜文玉

民國學人文藝復興路徑上的積極消極”  

沈衛威

上海風華:文化變遷下的反宏觀敘事
──張愛玲與王安憶小說的相似與不同

江寶釵/

北美媒介生態學譜系與代際傳承

何志鈞

 

《南國學術》二O一五年類總目錄

天流



 

 


 

北美媒介生態學譜系與代際傳承

$
0
0



北美媒介生態學譜系與代際傳承

何志鈞

(刊载于澳门大学《南国学术》2015年第四期165-174页);

网址:http://www.umac.mo/cms/2015 SCA_4th issue/15. He Zhijun.pdf

 

[摘 要]包括“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在內的北美媒介生態學派,以其別開生面地研究媒介技術、文化、審美的互動互生關係而著稱,迄今已歷三代,湧現出了衆多代表人物。追根溯源,格迪斯、芒福德各自以獨特的建樹爲媒介生態學派奠定了基礎。伊尼斯則從商品經濟研究步入媒介生態研究,在後期研究中自覺揭示了媒介對社會權力關係和知識格局的重要影響,其研究透視的模式爲後繼者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論武器。他的媒介偏向理論、口頭法與書面法對立的觀點也直接開啓了哈弗洛克、麥克盧漢、沃爾特·翁、愛森斯坦、洛根、德克霍夫等後繼者關於口語文化與文字文化的浩大研究工程。如果說北美媒介生態學第一代的核心人物麥克盧漢關注的是媒介技術演替影響下的工業人、印刷人、電子人,視野所及主要是電子技術的文化、心理影響,第二代的波斯曼更多關注的是電視等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爲和精神文化的複雜影響,那麽,第三代的萊文森和橫跨三代的洛根則將媒介生態研究推進到了數字時代、移動互聯網時代和全媒體時代。雖然衆多代表人物的觀點論說不盡相同,在一些問題(如技術演化的前景、媒介偏向等)的側重點明顯有別,甚至有不小的分歧,但他們都堅定地承續和發揚媒介生態學的一貫思路——媒介影響着生物生態、社會生態、文化生態。從芒福德、伊尼斯、麥克盧漢開始,媒介生態學家們都格外關注媒介技術造成的社會文化後果。無論是伊尼斯對媒介時空間偏向的論述,還是麥克盧漢視媒介爲人的感覺和精神的延伸;無論是凱瑞對於電報導致了地方時間死亡的敏銳洞察,還是梅羅維茨對電視等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爲的複雜影響的細緻入微的具體分析,乃至德克霍夫對虛擬現實技術、電子貨幣的革命性影響所做的洞幽燭微的揭櫫,無不顯示了媒介生態學家們關注媒介技術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和塑造作用的共同旨趣。

 

[關鍵詞]北美媒介生態學  數字媒介  審美   譜系  思路

 


 

[转载]全国首届地方性知识会议综述刊出

$
0
0

我们组织的全国首届地方性知识会议的综述是由博主的博士后王东和博士生吉日格勒完成,刊出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的2015(9):126-128上,对会议的报告作出了综述,可以视为一个总结性报道。










 

[转载]2015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综述报导

$
0
0

2015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综述报导

 

    机构知识库是开放获取发展的重要核心。全球科学社群、出版界、图书馆界纷纷支持或者关注中国机构知识库的现况。为促进我国机构知识库的发展,第三届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于2015924-25日在上海市成功举办。会议共有22场专题演讲,陈列26份案例展板,发布《中国机构知识库积极实践案例手册》和《机构知识库应用iAuthor手册》等,参会人数达到260多人,对我国推进开放获取的机构知识库产生重大影响。

会议由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工作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联合主办,《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书情报工作》、《大学图书馆报》、《中国文献情报》(英文版)协办,并得到了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图书馆分会的支持。

在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张晓林研究员指出,机构知识库在国家积极支持开放获取的政策下,是知识传播、知识管理、知识交流的重要平台,对支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具有重要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陈进馆长指出,机构知识库是开放获取的产物,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形成共识,但目前的政策环境已发生变化,已由最初的教育科研机构存储本机构成果的工具,转变为重要知识管理和传播平台;大数据技术又进一步推动了机构知识库的应用,使我们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希望与会嘉宾广泛交流,为我国IR未来的发展贡献新的思路。

第一节的主题是“发展、实践与趋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政策局副局长郑永和报告《NSFC开放获取政策及开放获取知识库》,在对70多个资助机构在开放获取政策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开放获取政策声明与开放获取知识库运行情况,涉及数据提交、元数据使用、全文使用、知识产权、系统互操作、免责声明等具体内容,并对未来基础研究知识库建设提出设想。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特聘研究员张晓林的报告《机构知识库:颠覆与创新》,介绍了全球机构知识库的发展趋势与全新挑战,指出国外多个著名研究机构的机构知识库政策均已公共资金资助的成果开放获取为主流,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服务实验系统也走在前沿,允许专利数据查询、批量下载和数据挖掘,但我国机构知识库发展仍面临空壳化挑战、内容权挑战、主导性挑战、服务性质挑战、战略定位创新、生态环境挑战等诸多挑战,他倡议提升国内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参与开放机构知识库建设的积极性,并建议出版商尊重各国资助机构有关时滞期的政策规定、放弃规定超长时滞期。张晓林研究员同时代表COAR执行董事Kathleen Shearer进行《Towards a global network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 of for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的报告,介绍了COAR的成员布局、发展目标和工作机制,指出COAR代表全球的机构知识库群体发声,与研究型图书馆共同致力于建设新型的知识数字化组织,强调机构知识库的重要作用,倡议把全球机构知识库联系在一起、把新的学术交流形态联系在一起。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资源中心杨代庆代表曾建勋主任进行《国家科技报告管理与共享系统》的报告,介绍了科技报告制度的作用、发展历程和建设目标,并对科技报告的用户群、共享策略、不同阶段课题的科技报告要求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师洪波代表该中心张智雄研究员进行《Developing ArXicSI to Help Scientists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Paper in ArXiv》的报告,介绍了ArXiv系统的功能、服务,指出由康奈尔大学运营的ArXiv系统存储超过100万篇论文,每天增加超过200篇论文存储,是科技交流的重要力量,具有重要影响。

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陈进馆长总结了发言人和提问者的讨论,指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在开放获取和机构知识库上率先引领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感谢他们和分享这些经验、政策和资源,同时我们也注意机构知识库的蓬勃发展趋势,及其与科技报告等相关制度与系统的交融与协调发展

第二节的主题是“开拓、加值与创新”。香港大学图书馆副馆长Fred Chan的报告《Recent developments of HKU Scholars Hub and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in Hong Kong》,以香港大学图书馆与香港大学机构知识库(HUK Scholars hub)为切入点介绍了相关机构知识库的发展概况,指出香港大学知识库(HUK Scholars hub)是香港大学学者进行交流的重要平台,从2005IR演化为2009年的CRIS,不仅具有图书馆的职能,还具有知识管理和交流平台的角色,科研人员对机构知识库和开放获取持普遍支持态度。台湾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陈光华的报告《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Data Curation & Other Academic Activities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介绍了台湾机构知识库的趋势、挑战和思路转变,并以台湾大学机构知识库的发展为切入点,详细介绍了台湾大学网站典藏库、台湾学术机构典藏系统、出版商权利义务的说明系统、Ranking Web of RepositoriesNTU Academic Hub等丰富内容。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胡良霖的报告《数据传播与科学数据存储库SciDB》,介绍了数据出版、科学数据存储库SciDB和中国科学数据出版平台系统,并特别介绍了目前国内唯一的科学数据出版的期刊《中国科学数据》。北京大学图书馆韦成府的报告《融入学术生态系统中的机构知识库建设——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实践与探索》介绍了科研信息管理系统、国探自然科学基金委开放知识库和地球空间学院合作项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资源建设部副主任黄金霞的报告《iAuthor系统服务新发展新功能》,从iAuthor对作者和资源的连接、对机构知识库的价值及其新版功能等方面介绍了iAuthor发展的新动向与合作机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师洪波的报告《iSwitch助力IR提高科研成果的国际影响力》,以开放获取环境及IR存储面临的问题为切入点,介绍了iSwitch开放论文数据交换中心与服务效果,并以以Web of Science 数据为例,说明了iSwitch如何提高机构知识库科研成果影响力。汤森路透何薇女士的报告《中国科学院与TR合作WOS-CAS IR Grid无缝连接项目》,介绍了SCI数据库直接连接机构知识库全文的合作机制,并指出这一项目的推进得益于开放获取政策的支持。

主持人同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何青芳总结了发言人和提问者的讨论,提出图书馆建设机构知识库出现了一头热的现象,各位演讲嘉宾分享的经验与实践对图书馆有序、合理建设机构知识库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节的主题是“挑战、机遇与突破”。Springer/NPFEd. Gerstner 的报告《Getting more out of IRs by putting more in》,介绍了Springer and NPF 自存储(self-archiving )政策、开放获取政策和资助政策,并提供了机构知识库和开放获取的最佳实践和科学数据共享、存储规范(requirements)。西安交通大学邵晶副馆长的报告《西安交通大学IR发展》,回顾了西安交通大学机构知识库的发展及其遇到的人力、开发、经费、认知度、关注度、持续性方面的困难,并提出机构知识库新门户设计思路及解决方案。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潘卫的报告《上海交大IR建设新思考》,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构知识库建设中面临的学校需求变化、图书馆评价体系变化、图书馆实际需求变化,对上海交大IR建设提出了协同创新需要服务、拓展IR功能、IRCRIS有效结合等有关IR未来建设方向的新思考。复旦大学图书馆张计龙的报告《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研究新进展与实践》,指出DT时代到来,科学研究的范式正在发生变化,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需要新的思路。北京大学朱玲的报告《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建设:探索与实践》,以科研成果面临信任危机、数据分享行为的学科特征和明显的时滞期为切入点,介绍了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建设的合作机制、服务模式、平台选型、唯一标识符方案、功能与二次开发、本地化功能开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于润升的报告《机构知识库服务研究所科研创新实践》感谢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提供的大力支持,介绍了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服务大科学工程、成果管理、学术交流、科学传播、科研数据存缴等研究所科研创新服务新实践。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顾立平的报告《数据治理是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机遇》,以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意义为切入点,介绍了数据获取的三大推进力量、数据科学的三种热门行业和数据服务的三项发展战略,其“数据治理是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机遇”的观点得到与会嘉宾的高度认可。

主持人昆山杜克大学图书馆馆长徐鸿总结了上午发言和互动交流内容,指出各位嘉宾的演讲为中国机构知识库面临的新形势、新发展和新机遇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建设思路,为我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IR发展提供借鉴。

第四节的主题是“奋斗、进步与前景”,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于润升主持。会议首先进行会议优秀论文颁奖,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聂华为获奖者颁奖。本次会议投稿论文,大会会务组邀请《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书情报工作》、《大学图书馆报》进行联合评审,评定会议优秀论文、会议交流论文共46篇,颁奖后是会议优秀论文的发言报告。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刘峰(《TeamDR:一个面向科研团队的数据知识库管理系统》)、中国矿业大学都平平(《基于学科网的机构知识库知识关联揭示方法与实现探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刘心念(《机构知识库建设探微——以中科院水生所为例》)、上海交通大学田野(《机构知识库知识推荐关键技术——基于词袋模型的关联数据同和算法改进研究》)、兰州大学刘雪梅(《兰州大学机构知识库建设实践与推广》)、中国医科大学刘春丽(《Altmetrics工具的起源、发展及在机构知识库总的应用研究》)分别作了精彩报告。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技信息政策研究与咨询中心执行副主任顾立平在随后的机构知识库知识问答竞赛中,与会议来宾交流了多道关于机构知识库的题目,问答内容均来自机构知识库案例汇编中的案例。大会最后,由主持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信息中心于润升主任进行总结,他指出三届会议人数和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研究议题的多样化和实践案例交流,充分显示我国开放获取和机构知识库的蓬勃朝气和努力,本次会议还有多家出版商主动参会,与图书馆界进行交流互动,是共同努力为科研人员服务的良好契机,希望大家明年能够继续参与2016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

 

现场气氛欢乐融洽,会议在掌声中结束,与会人员高度关注开放机构知识库、开放出版、开放数据的实践与政策发展态势,鉴于此,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中图书馆学会高校图书馆分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中国科学院自然期刊编辑研究会协办的“2015年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2015 China OA Week)将在20151019-20日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汇集海内外科技界、期刊界和图书馆界专家围绕上述问题共同探讨!

(报导:罗娇、赵昆华、吴蓉、顾立平)


 

[转载]重建诗人的信心和诗歌的尊严——“回顾与展望:新世纪诗歌座谈会”综述

$
0
0

重建诗人的信心和诗歌的尊严

           ——“回顾与展望:新世纪诗歌座谈会”综述

 

2011年10月15日晚上,由《中国当代诗歌导读》编委会、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世界诗人》(混语版)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回顾与展望:新世纪诗歌座谈会”在重庆荣昌香国大酒店隆重举行。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蒋登科教授主持会议,伊沙、李笠、华万里、唐诗、南鸥、杨志学、谭五昌、胡亮、王顺彬、张智、蒲小林、金铃子、丁燕、林海、丁华乾、余德水、肖华刚、马作柱、张昊、孔丹丹、郑慧婷等诗人、学者、诗学研究生和当地的诗歌爱好者三十余人出席。与会人员围绕新世纪的中国新诗,对当下诗歌的现状、问题及发展等话题发表了精彩的意见,并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

新世纪十年,网络几乎覆盖了华夏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中国诗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网络的影响,与会人员以自己的创作经验验证着诗歌在网络世界留下的足迹。

伊沙指出,新世纪十年的诗歌是网络时代的诗歌。网络把我们带快了,但快不一定是坏事,与过去非网络时代相比,自己诗歌创作的数量比八九十年代多,因为网络,诗人活得更精彩一点、亢奋一点、也开心一点。针对网络诗歌的质量,伊沙认为有些诗歌在论坛上发表的时候容易给人产生比较优秀的错觉,但在面临纸质文本的精挑细选时往往经不起推敲。女诗人丁燕充分肯定了网络的巨大影响力,她坦言没有网络就没有丁燕,网络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它“对我们的影响之深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南鸥认为新世纪是诗歌的黄金时期,网络为汉语诗歌话语权的释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和机制。来自瑞典籍翻译家、诗人李笠则强调诗歌表达的精准性,他认为网络把诗歌的节奏加快了,包括他自己也是这样,写完就发,根本不看。其实他在瑞典时不是这样。他说在瑞典写一首诗要花三四年,反复地推敲。所以当特朗斯特罗默的诗翻译成中文后,他感到很惊讶,那些作品很凝练,很精准。而这些恰恰是中国的网络诗歌所缺少的。他也幽默地指出,特兰斯特勒默可能会成为很多懒惰诗人的挡箭牌。蒋登科说,网络的作用确实不可低估,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一些诗人的写作方式。但是,网络诗歌存在的问题也已经突显出来,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严肃对待。

二、重拾诗歌的尊严

当今诗坛,诗歌的崇高性、神圣性被消解,“垃圾派”“下半身”“梨花派”等流派的出现,使诗歌越来越受到大众的轻视。与会人员对此现象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纷纷强调重拾诗歌尊严的重要性。

杨志学极力呼吁重建诗歌与读者的良性关系,他认为目前读者和诗人的关系不是很令人满意,诗往往得不到读者认可。诗人的形象应该是令人尊敬的,但现实却正好相反。他同时指出新诗形式的重建很重要,目前很多作品的表现方式非常相似,矫情写作多,率性而为的写作少,诗歌离读者远,是因为诗歌能激动读者的地方很少。伊沙则以其创作经验谈了自身的诗美追求,认为写作有时就是一种等待,一种捕捉而不是词句的涂来涂去。胡亮也强调,中国不缺乏伟大的诗歌传统,中国诗人最缺乏的是对自身的尊重。与会人员都认为,要重拾诗歌与诗人的尊严,必须尊重诗歌的艺术本质,保持对诗歌的一份虔诚的信仰。与诗歌质量相比,诗人自身的人格品质同样重要。

三、新诗创作与理论建设

杨志学对诗歌理论问题给予了关注。他指出当下的诗歌批评多停留在对经典性诗人、诗歌的分析与解读上,和诗歌创作密切联系的理论相对缺乏,应景式的评论文章太多。他认为新世纪的诗歌创作非常“鲜活”,创作有多丰富,理论也应有多丰富,但是实际情况却不令人满意。他认为诗歌理论方面有很多大有可为的地方。很多优秀的诗人也写随笔写评论,如王家新等,创作往往能带动理论。他同时呼吁高校“学院派”的批评家把目光多放在当下,多一些具有前瞻性、超前性以及超功利性的研究。蒋登科表示赞同,他很欣赏诗人的评论、随笔,它们记录了诗歌创作的本真经验,是最切近诗歌艺术自身的。我们做诗歌研究光看文本往往有局限。我们同样应该了解某个文本的深层来源。而学院派批评多因为种种功利性的限制,无法过多地切近当下。另外,一些当下诗人的创作历史化程度还不高,文学史意义不突出,难以纳入当下的文学史研究。

胡亮认为当代诗坛出现了于坚为代表的“及物写作”以及王家新为代表的“承担性写作”等几种不同的路径,并总结了新世纪诗歌创作的几个“兴奋点”:首先,从老诗人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成名的诗人来看,呈现出晚年写作的活力,如洛夫;其次,从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来看,诗歌写作体现出多样的范式,如诗人陈先发“向死而生的写作模式”,安徽诗人余怒对汉语歧义与不确定性的迷恋,伊沙的诗继承了唐诗写作中元白诗派面向轻俗的转向;最后,在更年轻的诗人中,胡亮特别提到女诗人的创作,认为女诗人的创作经历了女权主义写作阶段、无性别写作阶段、女性写作阶段(迷恋女性的紧迫感和虚无感)。同时,他还对新世纪汉语诗歌下了基本判断:89年以后,汉语诗歌写作活力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新世纪汉语诗歌写作呈现苏醒姿态,但没有超越80年代。李笠也谈到了女诗人的写作,认为女性诗人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她们长期处于男权社会边缘状态,面对的问题更多,能写的东西也更多,语言具有直接性,很尖锐。谭五昌则提出要重建诗人的信心。他认为,80年代诗歌承担了很多诗歌以外的功能,思想和诗歌不能划等号,诗人往往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90年代的诗歌才是正常的诗歌时代,诗歌的“小众化”恰恰是在回归常态。写作不能脱离当代语境,应该慢下来,我们要重视地方经验的有效性。南鸥也认为,80年代的诗歌与意识形态过于密切的关系,并用诗的语言阐述当下诗歌精神:“发现和揭示伤口的纹理……揭示当下人的灵魂……深刻解释诗人的生存状态……”丁燕则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要注意特定地域诗歌的独特性。

四、中西艺术标准的碰撞

中国新诗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的产物,不仅流着传统的血液也吸取了西方的营养。金铃子引用了一句时髦的话:中国新诗是中西艺术的结婚。

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话题上,与会人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显示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伊沙激动地说,中国诗人对外国诗歌一直有着虔诚的好学生的态度,然而仅仅学习外国是远远不够的,诗人们必须意识到新诗应该而且能够与中国古代传统对接,当下的中国诗歌已经可以站着和外国诗歌一起走,不必以国外的标准来评判我们自身。中国诗歌伟大的传统可以让我们这样做。蒋登科对此表示赞同,认为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甚至影响了西方的现代诗歌,中国新诗有条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传统,有底气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金铃子说,《诗经》、《楚辞》、李白、杜甫仍然滋养着现在的新诗,只是现代汉语取代了古代汉语,并不是说新诗是独立自足的,现在的我们依然使用着古人赋予我们的智慧。伊沙继续谈道:西方人最不能理解的是唐诗宋词里的“风月感”,像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里的那种感觉。西方是“因为……所以”的逻辑关系,我们的祖先比他们先进多了,五四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我们。

尽管诗人、学者们提出了新诗的传统继承性问题,但究竟在哪些方面继承,怎样继承,全新的系统又是怎样一种姿态,这些还需要创作与理论的进一步实践与探索。对此,杨志学持乐观态度:传统的话语体系打破以后,新的话语体系尚未建立,但这也不一定是坏事。谭五昌则强调,诗人应该以平和的心态与西方平等对话,并指出,全球经验与中国经验的有效结合是中国诗人努力的方向。

五、新诗的前途与命运

新世纪刚刚过去十年,不论诗人、诗评家、翻译家还是诗歌爱好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着中国新诗的前途与命运。

针对当下诗坛现状,与会专家、诗人众说纷纭。持“盛世说”的伊沙说道:当下的中国诗歌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当然我们不能说这已经是诗歌的“盛世”,诗歌真正辉煌的时代要后人去验证。他认为当下的诗歌状况相当于初唐时期,并坚信中国诗歌会出现盛唐气象。李笠认为中国诗歌的生存状况优于外国诗,也热闹于外国诗。按照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可以出精品,但是诗歌最终还是追求直接性和艺术性。谭五昌对诗歌的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尽管现在的时代是一种商业化、狂欢化的时代,但中国诗歌正回归常态,老外在中国来参加朗诵会,读一首诗往往不过瘾,总是说“one more,one more”。他们在国外没有这样的语境。他总结新世纪十年诗歌的特点是提供诗歌经验的当下性、现代性。一直比较低调的老诗人华万里用“平平”二字来总结新世纪十年诗歌,认为新世纪十年的诗歌看不出多大变化,没有大诗人出现,但他依然对新诗的未来充满期待,诗歌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是同步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南鸥的激情令会场一阵热闹,他说,价值是支撑世界最敏感的神经,价值倒塌,一切乱象随之而来,新世纪诗歌有三个特征,一是价值的自我放弃,心灵的自我赦免,命运的自我放逐;二是独立责任的空前丧失;三是创造力、想象力的极度缺失。但是南鸥对此并不悲观,甚至预言大师会在我们这个时代诞生。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议开始前,唐诗作为主办、承办方代表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蒋登科教授在会议总结中认为,与会专家、诗人的发言各具特点,有的来自感性的创作体验,有的来自理性的学术思考,相互碰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虽然意见不完全一致,但大家都是围绕诗歌在讨论,相信一定会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使我们重建诗人的信心,重拾诗歌的尊严,最终对新诗艺术的发展产生有益的影响。

 

(孔丹丹 郑慧婷 张 昊)

 

 


回顾与展望:新世纪诗歌座谈会会场


 


伊沙在发言



谭五昌在发言



李笠在发言

南鸥在发言

 


 

[转载]2015北京作协新锐儿童文学作家研讨会召开

$
0
0

              2015北京作协新锐儿童文学作家研讨会召开 

作者:北京作家协会

010.jpg

 

  1月15日,北京作家协会为八位新锐儿童文学作家召开了别开生面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呈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让成人文学评论家关注儿童文学,成人文学评论家与儿童文学评论家共同参会,形成两种文学形式的碰撞;二是北京作协一次推出八位新锐青年作家,通过对其作品的研讨和批评,重建北京儿童文学作家群。

  与会的汪玥含、孙卫卫、周敏、史雷、黄序、段立欣、左昡、余晋都是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近几年加入北京作协的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尽管他们的创作风格不同,创作体裁涉及小说、童话、科幻、散文等诸多文体,但其作品均体现出纯正文学理念,以及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他们的作品内容贴近少年儿童心灵,满足小读者精神需求和审美情趣,在当下青年儿童作家群体中颇具代表性。

  研讨会邀请了八位著名成人文学评论家曹文轩、贺绍俊、白烨、  陈福民、张柠、李林荣、岳雯 、丛治辰和八位儿童文学评论家李东华、 樊发稼、谭旭东、安武林、星河、杨鹏、葛竞、张国龙实行一对一的品评。让成人文学评论家关注儿童文学创作,在国内儿童文学研讨会中是极为少见的。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为改变目前评论家大多关注成人文学,对儿童文学缺乏“兴趣”的局面开了个好头。通过让国内著名的评论家参与北京儿童文学创作的研讨,便于让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两种文学形式,在创作主旨、写作技巧、审美特色等诸多理论与实践方面形成观点的交叉、碰撞、融合。在此过程中,儿童文学作家的视野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拓展和提升,这对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必将对儿童文学创作水平的持续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北京作家协会在上个世纪拥有国内最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群”,以葛翠琳、孙幼军、金波、尹世霖、马光复、张之路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为代表;新世纪以来,又培养了星河、翌平、杨鹏、葛竞等儿童文学作家,但仍旧需要后备力量源源不断的补充。北京作协要重建儿童文学作家群,培育北京儿童文学的生态,不断推出后起之秀,首先要发现和扶持儿童文学作家的队伍。这次研讨的八位新锐作家,有的是获过全国儿童文学奖的和五个一工程奖的,已经很有影响力;有的是写过很多短篇作品,首次出版图书的;有的是还没有出版过图书的,有自己鲜明的创作特色,以及对文学的崇高追求的。这批新生力量正处于创作的攀升阶段,有潜力,可以预期,他们将逐渐成为北京儿童文学创作新的生力军。

  研讨会后,北京作协将给八位作家出版“北京儿童文学新锐作家丛书”,并继续推出第二批新锐儿童文学作家,壮大北京儿童文学作家队伍,扩大北京儿童文学作家的影响力,为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北京儿童文学作家群不断努力。



CopyRight © 2008~2013 版权所有北京作家协会
地址:北京前门西大街95号 邮编:100031 E-mail:bjzx@vip.163.com 京ICP备09025795号
建议使用IE6.0以上浏览器 1024*768分辨率浏览本站


 

网络文艺创意策划刍论

$
0
0

网络文艺创意策划刍论

何志钧 周晓燕

刊载于《人文天下》10月刊总第5751-56页)

摘要:随着数字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兴以创意为源泉、文化为依托的网络文艺创意策划,打造数字化文艺创意品牌尤显必要。网络文艺创意策划以其鲜明的数字化创意特点而区别于传统的文艺创意策划,它既延续了传统文艺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追求,又与时俱进,求新求变,使传统的文艺创意与数字化技术革新相得益彰。网络文艺创意策划引领下的消费更象一种交流体系和符号体系,它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差异和关系。而创意恰恰是营造各种差异和关系的重要手段。“愤怒的小鸟”、老电影专题网站、豆瓣网堪称是数字化时代文艺创意策划的范例。

关键词:创意;创意产业;网络文艺创意策划;

 


 
Viewing all 244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